王明珂：我认为博物馆应有理想性﹑前瞻性﹐作为社会记忆的重要传播机构﹐它更该指出及纠正不正确的社会记忆。如我所服务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文物馆﹐其中一单元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及其文化﹐陈列本所早期民族学者搜集的西南民族文物﹑文书。在文物方面﹐当年我在参与布展时，发现前辈们所搜集的西南民族生产工具几乎都是渔猎工具；这是在过去一种刻板的民族学概念下﹐原住民与少数民族被认为是居于人类演化下层的学术偏见造成的现象。因此我在陈列说明中指出这种偏见﹐同时指出，对于20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西南民族来说﹐“渔猎”都只是辅助性经济手段。

　　新京报：公共记忆中因偏见所遮蔽的边缘历史，正如你在池塘蛙鸣比喻中所比，如被忽略、被压抑的蛙鸣。除了博物馆，历史的讲述者和讲述方式也对公共记忆形成产生影响。近年兴起的口述史，是否有助于让我们倾听边缘的蛙鸣？

　　王明珂：有几种不同的口述史：重要军政﹑经济与学术文化人士的口述史；对过去被政治或社会意识形态淹没﹑遗忘的史事所做的口述史；采访在主流﹑威权历史中失声者的口述历史﹐如基层劳工﹑妇女﹑乡民﹑原住民等的口述史。你所说的是第三种。然而这样的口述史只是让有些社会边缘人得以发声而已，并不能撼动主流历史。它们并未分析及认识这样的声音（历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借此分析及反思主流历史。只有透过文本分析，来了解社会边缘者的口述与社会情境以及其个人认同之间的关系，才能让我们揭露及了解主流历史叙事之建构性及其社会意义。

　　冲破历史蚕茧
　　反思性的历史何以“再造国民”？

　　新京报：以《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为引，你谈到人们对“事实”、“历史”的建构每天都在发生，我们却浑然不觉，像生活在一个“大蚕茧”中。是什么力量在遮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解码”意识和反思实践？以史学写作做“解码”的挑战在哪里？

　　王明珂：受社会﹑文化与个人之社会身份认同影响﹐我们的记忆常是有选择性的﹐甚至亲身经验也不全然可靠。简单地说﹐遮蔽社会现实本相并让我们难以对社会“解码”的﹐便是社会中那些最平常的﹑让我们的行动可无假思索的文化﹑习俗﹑惯例﹑仪式与常识。因此，对历史书写规范有反思性认识的写作，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它要挑战我们最难以被怀疑的常识（如我们的历史常识），挑战我们最基本的词汇概念（如“历史”与“神话传说”）﹐挑战我们最自然的情绪与情感反应（如什么是美的﹑丑恶的或可笑的）。

　　新京报：你希望反思性的历史知识能够促成有反思能力的个人，这也是“再造‘国民’（或公民）”的过程。如何理解反思性与公民养成之间的关联？

　　王明珂：我研究的主题是中国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我关心的是什么样的“历史”及其产生的许多具反思性的个人行动﹐能造成公正和谐社会﹐让一个人以自身的民族认同为荣。其次﹐近代56个民族多元一体之中国民族建构﹐以“民族”为单位来调整区域人群间的经济生态差距。在造民族之后﹐多元一体之中国应以每一国民为其构成单元﹐此也就是造国民（公民）。

　　个人对“历史”以及周遭所有社会现象有基于人类生态的反思性认识﹐可以让一个人了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国家﹑族群﹑地域﹑性别﹑职业﹑社会阶级等偏见﹐不再见怪不怪而有所行动﹐但也不盲目随众而动。期望能让社会中每一个个人﹐或至少大多数个人（类似西方所谓middle class中间阶层）知道这样的人类生态由什么样的过去走来﹐因此能以行动抉择来造成改变﹐让社会之人类生态能得到良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