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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世界博览会》的波澜不惊、悠游信步，《纽约兄弟》更具史诗气质。它以小人物的生存反射世事变易，纪实与虚构、诗性与哲思、空间与时间凝结为历史的背景远声。小说演绎城市、想象历史，将近七十年的美国大历史圈入了私人生活中。

    福克纳让疯子说话，多克托罗则让瞎子记事。这不仅是技巧上的自信，同时也是关一扇窗，开一扇门的好机会。霍默失明使小说用直觉换感觉、拿想象换视觉、以空间换时间，它使人魅惑。弟弟依赖情感虚构和感官想象的叠加：选择与逃避、夸大与微缩，内向性搭建起自己的诗意王国。他像一个永无图纸的设计师，没有棋盘的棋手，想象了城市的生存空间。他以触觉和气味感知人生中的女性形象，身体的肉感、忧伤的幻觉、瞬息的陶醉让小说唯美。

    兰利则是霍默的唤梦人，随时拆散美好幻象。他只有成为“我”的影子，才能完成兄弟相守的寓言。如果他只是一个偏执狂，那他的归宿应该是疯人院，而不是在小说里絮絮叨叨。细看他的疯癫固执，确有那么点哲学神经、文青气质，你会把他看做怪咖而不是病人，看做收藏级骨灰粉而不是拾荒破落户。战争重创使兰利对社会主流观念采取反抗姿态。他的替代品理论正是超越历史的永恒轮回；收集癖乃是在混乱无序中寻找秩序与理性；渴望一张“终极报纸”则是超越具体意志、追寻人类一切可能的疯狂尝试。他嘲笑了战争概念本身，“它不过是人类的致命缺陷”；对于钢琴课学生（兄弟共有的精神恋人）成为宗教布道的牺牲品，他悲痛且愤怒。

    在小说中，房子成为演绎历史的魔术舞台。一部小说的始末，是房子在时代变迁中荒颓与自闭的慢镜头。它是一个剧场，让各时代、种族、阶层的人物登台，又像一个墓穴埋葬了所有人物。说它是纽约版的小红楼，又何尝不可？家庭成员相继离去、所有女性消逝殆尽，这原来也是彻底的悲剧。垃圾充实着精神的荒芜，房子从给“我”带来享受到变为障碍。作家总是曲折隐喻着“我”感知的死亡，年华的不再。“我就像个丢失了地图的旅行者。”“我”与哈罗德不能合奏，更源于一去不返的感受力：那种即兴发挥的天赋、自信无穷的精神。逝去人物与“我”皆在时间中退去，只有那实在的空间距离才是真切的。

    一个作家的底色往往来自于多重涂抹：多克托罗承袭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尔维尔、德莱塞的现实传统，人文主义、宗教关怀、生活温情则形成了多克托罗独特的LOGO。2015年7月，这位曾经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的作家在纽约去世，终年84岁，我们终将怀念这位苦吟诗人、诗人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