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多克托罗所说：“我们要进入其他人的体内，转化非亲身经历的事情……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得到的东西非常有限。事实上，只要有可能，我就避免经历，大多数经历都不好。”
 
    当编辑教会我
 
    把书重新组合
 
    “写作是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精神分裂症形式。”
 
    退伍回到纽约后，多克托罗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他认为这是一段非常有用的工作经历——作为一个学徒。他在那里读到了许多西部片的剧本，深受启发却也忍无可忍，“它们让我生病了，读着一个又一个的烂东西”，盛怒之下，多克托罗连标题都没起，就写下了第一章，“这是非常不错的，我开始想写小说……就从那里开始了。”多克托罗写出了他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小说《欢迎来到艰难时代》——一个外来的坏人几乎毁灭了一座达科他州的小镇。这部小说吸引了不少读者，还卖给了好莱坞拍电影——当然，在开始的时候，他把这部作品当成了一部恶搞性质的西部小说。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里，多克托罗发表过12部小说，3卷短篇小说集，1部舞台剧和大量的政治、文学论文。
 
    1966年，多克托罗创作的第二部小说《大生活》，这是一部科幻小说，描写了纽约出现了比帝国大厦还高的裸体巨人，当然，这部作品的结果是令人失望。多克托罗也不得不说：“这是我做过的最为糟糕的事情。”随后，他花了九年的时间从事编辑工作。
 
    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多克托罗认为编辑工作让自己获益匪浅：“当编辑教会了我如何把书拆散并重新组合……当你像编辑一样看到一份手稿，你会说，‘哦，这是第二十章，但它应该是第三章。’这种工作就好像外科医生熟悉病人胸部的一切血管和内脏一样，你对这些材料很熟悉，可以把它们扔出去，对着护士骂脏话。”
 
    写“短文”太难了
 
    “历史学家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小说家会告诉你那是什么感觉。”
 
    2015年7月21日，纽约曼哈顿，多克托罗如同自己的作品一样，走到了自己人生的最终结局。
 
    多克托罗曾说，他从未追求过创作的风格，“我并不追求风格……我希望我的书能够‘自我发现’。我认为作家只有在全部完成以后才会明白自己的风格。你会发现自己的限制，会听到你的声音在头脑里响起，就好像商店关门一样。我喜欢认定自己并没有风格，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它自己发现了自己的声音——不是我的。我则一直保持着那种幻想，我认为……我希望……直到最终结局。”
 
    现在，多克托罗用他的一生，为我们讲述了他的人生风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多克托罗遇到了自己未来的妻子，同样攻读英国戏剧专业的海伦·埃斯特·赛哲尔。1953年，多克托罗和海伦在德国结婚，他们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的孩子曾经说，爸爸总是藏在书里。”多克托罗如是说。
 
    有一个小故事是，在《巴黎评论》的采访中，他以女儿卡罗琳为例，讲述了作家是如何“惧怕”短文。
 
    “我的女儿，卡罗琳，她上二三年级的一天，我正在吃早饭，她拿着饭盒、披着雨披，带着其他东西出现了。她说：‘我需要给老师一张假条，校车马上就要来了。’她给了我一个拍纸簿和铅笔……于是我写下日期，然后开始写‘亲爱的某某女士，我的女儿卡罗琳’……然后我想到，不对，这不行，谁都知道她是我的女儿卡罗琳。我撕了这张，又重新开始‘昨天，我的孩子……’不，这也不对……就这样，直到我听到外面车喇叭响……地上有一大堆废纸团，我妻子说：‘真是难以置信。’她拿过拍纸簿和铅笔，三下两下就完事了……这是一个非常有启示的经验。写作太困难了，尤其是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