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中国被“堕落力”冲击的人们

    “东西不是一个悲伤的人,他是一个快乐的人,《篡改的命》则是一部绝望之作。”“他选择了生机勃勃的叙述方式之后,欺压和抵抗还有丑恶和美好都以生机勃勃的方式呈现出来。”日前,作家余华一篇关于作家东西新长篇小说《篡改的命》的评述文章在网络引发关注、转载。约20年前,余华与东西一同受聘于广东作协青年文学院,那也是他们最早的结缘。

  东西,1966年出生于广西天峨。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等。对于新出版的个人第三部长篇小说,东西在刚过去的广州、上海书展上均与读者分享自己写作的历程与思索,其中也间或回应了余华的文章。小说如何回应当下的现实?戏剧化、传统的写法是否已失去活力?

  乡村的洗礼带来的写作特性

  读完《篡改的命》,余华想寻找一个词汇来说明对东西语言的感受。“并不是那么容易,说它是生活语言,又有不少书面语言的表述;说它是书面语言,又缺少书面语言的规矩。”余华最后想到了“生机勃勃”。

  “如果单纯从叙述来看,《篡改的命》的缺点和优点似乎同样明显,准确说缺点和优点是在同一个点上,如果用橡皮擦掉缺点的话,优点也会一起消失。”余华认为,东西在写下这些的时候或许对此无所谓,他只要生机勃勃。

  “生机勃勃”的创作语言或许与东西的作家的经历有着分不开的联系。出生于广西西北一个名叫谷里的乡村,原名田代琳的作家东西,从小就不断受到乡村特性所带来的洗礼、冲刷。“乡村是一个叙事性的社会,家家户户,每个人都没有隐私,一切都是公开的,包括争吵、偷情和算计。”东西说。正是这种直白的呈现,东西将它们形容如扒开胸膛看见血淋淋的心脏,如没穿裤子直接看到屁股,在他幼小心灵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也使得他自小就有了歌颂善良的愿望,有了讽刺丑恶的冲动,有了用文字表达的强烈欲望。

  “有人是因为阅读刺激了他的表达,有人是因为生活的触碰而渴望表达,有人是想改变命运为了表达而表达。那么,我的表达到底属于哪一种?”在东西看来,自己的创作表达或许应该算是三种表达的叠加。“阅读让我学会了写作技巧,作家的身份吸引我为之奋斗,生活的折磨使我拥有了故事。”

  东西表示,或许任何一个读者想要变成一名作家,都需要以上三个因素:阅读、热爱、生活,它们是写作的阳光、雨露和养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困难的时期,恰当的贫困带给我一个意外之喜,那就是想象力和幻觉空前发达。我每天都在想可口的食物,厚实的毛衣,温暖的鞋子。”“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东西借用海明威的话来说,正是一个吃不饱穿不暖被人欺负和污辱的童年,恰恰成就了他的创作。

  小说不必回避戏剧化

  高考超分没被录取、父亲汪槐抗议不小心跌成残废、为了改善家族命运又将自己的孩子送给有钱的仇人……在东西的新作《篡改的命》中,主人公汪长尺的生命轨迹充满波折。用黑色幽默来写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的两极分化。在余华的阅读体验中,也感到《篡改的命》里情节转换充满的戏剧性。

  “有时可能会觉得过于戏剧化,”不过余华认为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西在其中努力写出他的人间戏剧。当然,情节转换的戏剧性有时会带来细节上的瑕疵,不过余华认为这个也不重要。

  新作出版后,也有其他人向东西表达,觉得小说是否太过戏剧化?

  在东西看来,写作上有一种方法,叫角色合并。“我需要角色完成我的想法,如果一个角色能够完成,就不会再加角色。”东西说,如果这是戏剧化,他不排斥。相反,东西还认为自己也知道现在的小说反故事化、反戏剧化,作家存在故意巧合,不重复,都这么写,所以读者消失了。

  “莎士比亚我们一直在读,读的就是他的戏剧性。”东西表示,当大家都不主张写作戏剧化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戏剧化,当大家都不关注现实的时候,我们又回过头来关注现实。“作家是要关注现实的。”

  用黑色幽默弥补现实创伤

  “包括汪长尺去跳河,很多人就不理解,怎么可能为了自己的孩子就去这么干了?”东西表示,卡夫卡有一篇小说,父亲对儿子说你去跳河,儿子不问原因不反抗,真的就去跳了,孩子绝对服从父亲。“而现在的中国,父亲绝对服从孩子,这就是荒诞。”东西表示,小说里还用了很多黑色幽默来弥补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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