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本能够施加一定的压力（或者至少体现出强制性的说服力量），这是我们经过研究获得的主要观点之一，因为当女性们一而再地成为被男性作者定义的对象之后，她们似乎也就自然而然地发觉有必要在她们自己的文本中使用男性的隐喻了，好像竭力想要理解它们的含义似的。因此，我们所使用的文学方法论是以这样的逻辑假设为前提的，即文学史既包含强有力的行为，也包含无可避免的反应。而更有可能的是，和那些现象学批评家加斯东·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J.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一样，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既对那些导致隐喻产生的经验进行描述，又对那些导致经验产生的隐喻进行描述。

    通过以这样一种实验的方式阅读隐喻，我们无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生活与所研究的文本结合在一起，因此，写作本书的过程对于我们俩来说所具有的脱胎换骨的意义，就和我们在此讨论的许多女性“尝试写作”的努力之于她们所产生的意义是一样的。我们的共同努力为我们的写作带来了许多快乐。和大多数合作者一样，我们在本书的写作中是各有分工的：桑德拉·吉尔伯特负责写作有关《弥尔顿的女儿们》的部分，有关《教师》和《简·爱》的内容，还有关于《自我放弃的美学》和关于艾米莉·狄金森的部分；苏珊·古芭负责撰写关于简·奥斯汀的部分，关于《谢利》和《维莱特》的部分，还有关于乔治·艾略特的两章；至于对女性主义诗学的那个具有导言性质的探索，则是我们俩共同执笔的。但是，由于我们对各自撰写的部分不断交换意见和进行讨论，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这部著作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种对话，而更多的是一种意见上的一致性。通过采用与女性作家修正“父权诗学”同样的方式对长期以来一直由男性定义的文学史进行重新定义，我们发现，彼此合作的过程给予我们一种至关重要的支持，使我们最终得以完成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除了我们两人之间的友谊之外，我们还幸运地得到了来自同事、朋友、学生、丈夫和孩子们的其他帮助。许多人给我们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他们包括弗雷德里克·阿默里、温迪·巴克、艾利西斯·布兰克里、提默西·波维、莫尼艾拉·道斯、罗伯特·格里芬、多罗瑞斯·葛罗思·路易斯、安妮·赫丁、罗伯特·霍普金斯、肯尼斯·约翰斯顿、辛西娅·基纳德、U. C. 诺普夫马彻、温迪·科尔玛、里查德·列文、芭芭拉·克拉克·莫斯伯格和塞莱丝特·赖特，尤其是唐纳德· 格雷的细致评论，常常对本书具有关键的意义。我们还要对其他许多人表示谢意。哈罗德·布鲁姆、蒂利·奥尔森、罗伯特·斯科尔斯、凯瑟琳·斯丁姆普森和露丝·斯通的鼓励都在不少重要的方面帮助了我们，我们还要特别感谢肯尼思·R. R. 格罗斯·路易斯，正是他对这一计划的兴趣，才使得我们能够好几次共同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他美好的祝愿还将继续温暖我们的心房。在此，我们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母校印第安纳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它们同样通过慷慨地提供旅费、研究补助金和夏季研究基金的方式而激励了我们，而这些是其他任何基金项目所无法做到的。

    我们还必须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相关人士，他们的帮助使得这本书的面世成为可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伽瑞特·斯特瓦特被出版社选为外部顾问，他是一位理想的读者，他的热情和洞察力对于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艾伦·格雷厄姆则是一位完美的编辑，她以堪称楷模的耐心，帮助本书尽可能地趋于完善；还有利恩·瓦尔特瑞克，他是一位优秀而富有同情心的文字编辑，他出色的发问总是引领我们去寻找更好的答案。然而，如果没有艾迪丝·拉维斯竭尽全力地为我们进行手稿的准备，上述努力也只是枉然，因此，我们也必须感谢她。同时还要感谢弗吉尼亚·弗兰奇夫人，如果没有她帮着看护孩子，我们的写作也将是不可能的。此外，特里西娅·鲁腾斯和罗杰·吉尔伯特帮助我们做了索引，艾莉·弗莱和阿丽松·希尔顿也提供了有益的建议。如今，值此书出版之际，我们还想指出的是，我们同样感念霍普维尔·塞尔比。最后，我们还想强调的，也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始终至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丈夫埃利奥特·吉尔伯特和爱德华·古芭提供了修正性的建议和评论，还有我们的孩子罗杰·吉尔伯特、凯西·吉尔伯特、苏珊娜·吉尔伯特和莫莱·古芭、西蒙娜·古芭，他们所有人共同赋予了我们以快乐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