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你所供稿的杂志《纽约客》是否描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答：我觉得是这样，很多媒体文章短、截稿压力大，时间不足以做充分的采访，而我在中国可能一年就写两三篇文章，想研究一个地方或者采访一个人可以去很多次。为了写一篇浙江丽水的故事，我对那里的观察持续两年，期间去了超过十次，在当地总共待了一百多天。报纸和周刊很难做到这样，这是《纽约客》和其他媒体的一个最大区别。

    另外《纽约客》非虚构写作用的工具比他们多，在美国和英国，传统媒体有很多规定，比如采访对象本身是你的朋友就不可以写，但《纽约客》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不仅是一个观察者，更能当个好朋友；同时我也可以使用第一人称视角，这点很重要，因为我需要用第一人称表达我的幽默，没有这个视角就很难写一些好玩的事情。从这些意义上讲，《纽约客》无疑写出了不一样的中国。

    问：欧逸文是你之后“中国通信”栏目的继任者，你们是否讨论过一些关于中国的话题？

    答：实际上我只跟他见了一次，我们邮件交流比较多，当他开始为《纽约客》撰稿时我已经走了。最后几年我研究中国经常在三岔、浙江等地，很少在北京。我本人与西方记者联系不多，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怎样的，知道自己该和什么样的人交流。并且《纽约客》的记者都比较独立，虽然我和他为同一个栏目供稿，但我们不需要成为一样的人。

    问：他写中国的书叫作《野心时代》，以“野心”为切入点解读中国，那你在中国和埃及分别读到的是什么？

    答：中国和埃及同为剧烈变动着的国家，但它们之间区别很大，今天的埃及其实处于一个被政治改变的年代，发生了很多革命、政变；与之相反，我所经历到的中国剧变是社会、经济、思想的，可以说，中国没有政治变化，埃及则基本没有经济变化。

    埃及经济确实很糟糕，来到埃及的三年间，我看到人们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进步，政治却风云变幻。更多地解读政治，是我写作埃及与中国的最大不同，我不能用看中国的视角看埃及，这也就促使我写出不同的东西。

    更安全的环境，更便宜的面包

    问：不管是写作中国还是埃及，你的关注点都是普通人，既然政治对今天的埃及影响最大，那么政治在普通埃及人生活中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答：埃及是个没有什么系统的地方。在中国，你永远都知道谁在管理国家，即使是如三岔这样的小村子，也有党员和政府官员管理，地方上也会接到一些政令是上面下达的。而在埃及，如果你去农村或者小城市，就算在人口众多的区域，也没有穆兄会（穆斯林兄弟会）的办公室，政府部门也很少。埃及仍然信奉传统的部落社会，发生事情不是找政府部门，而是问部落领导人，他们的部落领导人一般年纪很大，百分之百男性，人们坐在一起开会喝茶，谈一谈事情怎么解决，这是一种不正式、也不太现代化的政治。

    埃及很多普通人的生活和政府其实并没有太多联系，那里三分之二人口住的地方都是违法建筑，也没什么人管；多数人的工作也是非正式的，比如我写到的一个清洁工人，他没有政府提供的保障，没有正式工作，没有稳定合同，靠从废品里回收的东西以及人们给的小费生活，当然小费也是不稳定的。其实这个清洁工的收入已经比一般埃及人好很多，但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一辈子没有生活在系统里，和政府之间的联系微乎其微。

    也正因如此，普通人也许一开始对政治变革是有兴趣的，但现在不那么重视了。很多埃及人感受不到为不同的人投票有什么区别，埃及普通人最大的诉求就是更安全的环境和更便宜的面包。虽然政府做的事情不是很多，但便宜面包还是给了一些。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要求什么，就只能得到什么，要求不高，得到的回报也不高。当他们说要改变，最后经常落在很小的地方，但真的革命应该有一些社会的缺点要改，他们还没有意识到。

    问：你在《奇石》里提到，开罗街头最让你惬意的场景就是驾驶员们在滚滚车流中停车问路，“几十年的独裁统治没能摧毁人们的群体意识”，你觉得埃及的社会支柱是在政府控制之外的，那么你怎么看待群体意识在埃及人生活中的重要性？

    答：这里面有个有趣的矛盾，如果你在埃及街头遇到困难，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当地人的帮助，摔倒了有人扶你起来，不认路有人为你指路，这些帮助都是自发和主动的，或许很多国家的人做不到，但埃及可以。也许是宗教原因，毕竟伊斯兰教对此很重视。

    但很奇怪的一点是，这些细微之处可以感受到的群体意识和亲切感，在政府和领导人身上看不出来，事实上埃及人对下台的领导人非常不友善。埃及前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每次去法庭受审都被关在笼子里，我曾经亲眼看到过穆尔西穿着白色的衣服，在笼子里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当时我作为外国记者出席，在场的埃及记者都在狠狠地谩骂穆尔西，坐在我旁边的正好是个中国记者，他与我一样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