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姑娘》一文中录入了艾米莉的一段自我剖析（作为一篇作业）：“我好像有很长时间没感受到快乐了。我有时候将自己的灰心丧气怪罪于环境……”何伟发现，“她那一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说明，她跟其他人大不一样。”毋庸讳言，艾米莉让他如获至宝，他在普遍缺乏自我意识的中国人中发现了一个异类，并与她交往下去。为此，我们甚至不敢说，艾米莉这位“新城姑娘”能代表一个人群。这个姑娘的经历并不特殊，但她随时观察和反思的习惯，与置身的环境平等对话的欲望之迫切，却是很少见的。何伟和她彼此都视对方为一个出口，信息的交换让双方都得到了所要的东西：一边是故事，另一边是倾听。

    何伟所采集到的“故事”，也许95%以上都是那位前特警队员那样的。路人甲们记不住细节，特别是中国人，真的不善于像西方人那样，去捕捉、玩味、描述细节。就连我自己，身为写作者，要想用五分钟十分钟时间，惟妙惟肖地复述一个听来的或看来的、有头有尾有情节的故事，都有不小的难度。在口耳相传之中，我们不断略掉大多原本就寡淡的细节；我们平时所听到的“故事”基本上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朋友刚结婚三个月就离了，房子全给了女方，自己去找初恋女友——句号。我一到广州脸上就发疹子，回到北京才好——句号。我姑姑刚从青岛回来，她说那里的海滩很不错——句号。《奇石》的作者从芸芸众生中挖出了如此丰富的个人叙事，但挖掘的过程诚如大海捞针。

    这几年我一直在做不依附体制的独立记者，但越干越怀疑“专访”的价值。一个人凭什么接受你的专访，如果他接受了，你又凭什么相信他所说的话？一个搏击选手为什么要记住那些细节，仅仅为了给你的写作积累充分的材料？你又凭什么抱怨他们不善于表达？

    麦克菲说，他对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人最感兴趣，“因为他们会带着我进入一个领域，教我怎么做，然后我可以告诉其他人他在做什么。理想的状态是观察某人做他的事，他们那么投入，根本不会在乎你。”但是，擅长绘声绘色地表达，并不是一位“行家”才能的一部分。沉浸于所热爱的工作中的人，或能满足作为采访者的作家的好奇心，但也意味着很可能，作家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亲自去弄明白与人物和工作相关的一切细节。结合我自己的经历，我凭什么要求一位前特警思路清晰地说出关于自己的一切，假如我没能亲眼看见部队在夜间集合，或至少瞅一眼他们的营房，他们的床架、被子、军鞋、水壶，呼吸一口营地的风？

    媒体人的悲哀（媒体人有太多悲哀）在于总是缺少充足的时间去跟完一件事，去深入思考，开发所有潜在的“点”。我们不得不承认，“非虚构”是一个记者够不到的华丽相框。非虚构作家有时也是记者，在《奇石》中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文章里，也可以看到何伟同一群记者围住一个官员的画面；但除此之外，何伟还拥有普通记者没有的东西：自由。他的故事是一点点飘来的；时间总是站在他的一边，任他挥霍；芸芸众人听凭他邂逅、挑选、接近：有故事的和没故事的，镜头内的和镜头外的，热闹的和寂静的，说话的和沉默的，活着的和死去的。

    在《主队》一文中，何伟来到奥运会古典式摔跤赛的现场，一边观看台上中国选手，一边观察台下人对台上赛况的反应：在一群激动的昌平小学生背后，摔跤手的父亲，一个我们闭上眼就可以想象出模样的老农民，始终“跷着二郎腿”，“视线集中在远处的垫子上，一句话也不说，但我听见了他的呼吸声——平稳、平稳、平稳”，在对抗进入高潮时刻频频深呼吸。

    不会有人记住这些，就连当事人也是，他能记住内心的紧张，却记不住自己的呼吸；也没有一个事后的专访能问出这些。而何伟，在喧闹的场馆内安安静静坐着的美国人，他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