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试图寻找潜伏在日常生活里的关于三峡蓄水的某种情绪，他没有简单用判断句说哪一种是支持，哪一种是反对，而是在琐碎的叙事里呈现，给人以开放式的联想。在江边遇到渔民黄宗明，便问：“江水估计什么时候淹到他新做的渔船？”黄宗明漫不经心：“也许明天中午。”次日上午，黄宗明喝完一大杯白酒，江水已经上涨到渔船木支架的一个角。下午1点34分，一艘轮船驶过，尾浪晃动了渔船，渔船咔嚓作响，终于脱离了支架，浮在了水面。

　　曾以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而闻名的学者梁鸿说：“我觉得何伟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来到这个国度旅游的非虚构类作家，实际上对我们生活的内部，甚至是文化的结构，他也试图去了解、去思考，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从来都没留意这件事，他留意了”

　　何伟此前写过一本书名为《甲骨文》，因为某些原因，一直没能在中国内地出版，曾有出版社找到他，期望他同意做较多删改，以便出版，他拒绝了。他认为那样会影响叙事，给读者某种潜在的误导。但在《奇石》一书的出版过程中，他做了让步。多年的中国生活，让他越发意识到，在有限的尺度里寻找突围，更考验智慧，也更具有传播的意义。

　　当然，这个倔强的美国人，还是忍不住在新书的扉页特别写上一行“作者说明”：“海滩峰会、桥上风景、突袭美国和全力冲刺四章内容略有删节。”同时他还留下自己个人主页的网址，期望有心的读者去完成剩下的阅读。

　　《海滩峰会》一文，何伟将目光投向北戴河这座海滨城市。在中国的政治地理版图，它具有特别的意义。每年夏天，政府的高级官员相聚这里，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何伟在此地与各种普通人闲聊，他看起来并非真的要去解密这座小城背后巨大的政治密码，而是将此地作为一个记录中国普通老百姓政治心态的别样舞台。而他间或记录采访中与当地警卫人员的周旋，也呈现出这座城市的别样紧张和政治生态的神秘感。

　　何伟特别写道一位跟踪他的便衣警察，小平头，发胖，四十多岁，穿着肮脏的棕黄色T恤，他的同伴穿得稍好，仿冒的Izod衬衫，黑色皮鞋上印着花花公子的标识。后来何伟和当地一位朋友喝酒，席间说起这两位便衣，不料当地朋友平静地说：“我知道。”这让何伟怔了一下才继续开口：“我不想给你们惹麻烦。”当地朋友说：“不是什么麻烦，我们一点都不担心，再说了，你也没办法。”他最后补充了一句：“别管它。”

　　止庵在提及此书时说：“我最喜欢的是这本书里面作者的态度，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就是关心而不迷茫，冷眼旁观而不高高在上。”

　　在《桥上风景》中，何伟将这种特质发挥到极致，他要写的依旧是个大命题——中朝关系。一如既往以看似闲散的笔调从小事说起。他来到与朝鲜一江之隔的丹东。在这里的第三天凌晨两点，他被闯进宾馆房间的小偷惊醒。当时那名身形瘦小的小偷，正在乱翻何伟放在梳妆台上的行李。见何伟醒来，小偷夺门而逃，何伟则“只穿了一条短裤”紧追不舍，在楼道拐角，他将小偷按倒在地，一顿老拳。小偷丢下刚刚偷来的相机、钱包等，趁何伟走神之际，翻窗逃脱。

　　打斗中，何伟扭伤了手指。事后他猜想，那个又黑又瘦且那么容易被他按倒在地暴打一顿却没有还手的小偷，很可能是对岸而来的朝鲜难民，但警方一个劲儿保证，这一段边境线很少有难民，因为鸭绿江那一侧的朝鲜城市新义州，相对比较富裕。不过何伟并未因此打消猜疑，他知道：“再往东走便是严重的饥荒区，每年估计有七万朝鲜难民进入中国。”

　　“一想到自己曾经对一个饿着肚子的人施以老拳，我就感到十分不安。”何伟说。

　　止庵更看重何伟的那篇《全力冲刺》，这是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文章。

　　何伟在北京二环看到两旁飘扬着迎接考察团的彩旗，彩旗上的中文是：“新北京、新奥运”，对应的英文却是“New Bing，Great Olympies”。他很好奇，怎么单单就一个形容词进行了改译？

　　几星期后，他采访北京市时任副市长刘敬民时提出了这个疑问。对方回答说，中文的“新”含义更丰富，不太好翻译。不过，当何伟和另一位体育官员说起这事儿时，他的解释似乎更为直接：“如果翻译成New Olympies，那会让人觉得中国人想改变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可不喜欢这一点。”

　　止庵说：“我看这一段的时候非常感动，我在北京也经历奥运，我从来都没留意这件事，他留意了。有些事司空见惯了，我们自己会把它漏过去，这就是一个外国人真正爱我们的地方。”

　　“日常生活背后的光辉”

　　“何伟作为外国人，他非常乐意学习很普通的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写到自己的作品中来表达出去。”负责该书出版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图书编辑杨铭宇说，何伟不仅仅能发现那些因为“司空见惯”而被忽视的细节，更能在大家都看到的细节里，阐释更多的意味。“你可以在《奇石》里面看到何伟作为一个记者他是怎么写这些非常细微的东西，又是怎么样把这些细微东西背后的时代背景、人的生活变化都表现出来，这是大家在《寻路中国》或者《江城》里面可能看不到的，而《奇石》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