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摆脱任人宰割的残酷命运呢？发动一场天翻地覆的革命么？在小说中，革命的宣言也时而出现，然而在其上下文中却显得幼稚可笑。被总统列入死亡名单而出逃边境的将军，慷慨激昂地领导一场起义，最终莫名其妙地死于食物中毒。在牢里呼唤着“冲破牢门、出去干革命”的大学生，出狱后神经恍惚，回到坐落在“一条死胡同尽头”的家里，听母亲诵经。

    阿斯图里亚斯是在流亡法国的生涯中最终完成《总统先生》的。在作品中，我们感受不到作家对祖国未来的半点希望，有的只是苦闷、讽刺、愤懑……他展示的是一个贫穷、肮脏、令人作呕的世界。他不厌其烦地描写本国人的粗鲁举止：酗酒成性、随处吐痰、当街擤鼻涕……就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乞丐们在垃圾堆间为一点点可怜的食物展开搏斗，野狗结伴乱窜，兀鹫飞来啄食死猫的尸体……这样的街景，无疑与官方话语所宣扬的建设“文明国家”形成强烈反差。

    比街景更恶心的是人心的腐化、道德的败坏。在这样一个街头流氓也能成为政权帮凶的社会里，只有靠撒谎欺骗才能通向个人成功，所有想凭真本事吃饭、在自己的专业技术领域内施展抱负的人都沦为可笑的理想主义者。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因为在总统先生的阴影之下，整个社会已经成了一张由告密者组成的庞大网络，除了独裁者之外，每个人都在监视别人并且被别人交叉监视。总统忙着收看从这复杂的监视网络源源不断传来的信息：“谨向总统先生禀告如下最新情况：有人看见将军曾去过阁下的朋友堂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的家。据那里负责监视主人和贴身女仆的厨娘和负责监视主人和厨娘的贴身女仆分别报告……”按照惯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我们往往会认为，在一个不合理的制度里，当权者是恶的，人民是好的。小说向我们揭示的是，应当遭受谴责的不仅是掌权者，那些被压迫的、受欺凌的人，也同样可鄙可恶，他们为了生存不要尊严，他们也是权力的同谋和帮凶。

    若说这个笼罩在独裁者暗影之中的世界有一丝光亮、一点诗意的话，那就是总统亲信米盖尔·卡拉·德·安赫尔与卡纳莱斯将军的女儿卡米拉之间的爱情，尽管这种爱情来源于一个由总统精心编制的阴谋，其目标是置将军于死地。安赫尔被指派的任务是闯入将军家中将他女儿劫走。总统希望一切按照他的设想进行，然而安赫尔却对可怜的卡米拉动了感情。怜爱升华为爱恋，继而要以婚姻的形式凝结幸福。伟大的爱情，让安赫尔觉醒，让他从一个麻木的权力工具变为自身命运的主宰者，让他胆敢超越主人的授意，与总统仇人的女儿缔结姻缘。然而这伟大的爱情，结局极为凄惨。在最后的章节中，总统并没有出现，我们仿佛可以在那惨烈悲凉的叙事中，感觉到独裁者躲在暗处发出的嘴角上滴着鲜血的冷笑。

    阿斯图里亚斯于1967年因“作品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的民族气质与印第安传统之中，因而显得动人心魄”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年因政治迫害而流亡欧洲是出于无奈，却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资源，并打开了通向西方世界、获得主流承认的门路。在与法国艺术家的交往中，他领略到超现实主义的魅力，开始探索文学表现的新形式——为什么不能把欧洲最先锋的艺术理念与美洲最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传统连接起来呢？拉美文学不正可以借助超现实主义回到被西方文明长久遮蔽的土著潜意识之中吗？

    在《总统先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为探索文学表现的新形式所作的努力。有时候读着那些画面感极强的段落，诸如“他的手仿佛变成了一股喷涌的水柱，无数根手指组成的水柱……成千上万只手指甲纷纷落到地面”，“那些穿红裤子的人把自己的脑袋摘下，抛到空中，落下来时却没有去接”……这样的描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弗丽达·卡洛或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古老神话的挪用、心理独白、梦境的描写，无不是拉丁美洲现代文学的开创之举。阿斯图里亚斯的文学试验被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等新一代的作家继续下去，从而成就了拉美新小说“爆炸”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