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逊和肖尔特主编的《全球化百科全书》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可以细分为“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国际化指涉的是交易更加的增长和国家间的相互联系，这样的全球化强调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自由化是指消除对国家间跨边界流动的官方限制，这样的全球化敲掉开放的、自由的国际市场的产生；普遍化的设想是一个更加全球性的世界本质上是文化上倾向于同质的世界；星球化将全球化描述为在地球这个整体的层面上建立社会关系的一种倾向，它强调人类横跨星球的空前联系，构成了新型的知识范式。

    有一种误解，即认定中国文化的模式一经形成，就一成不变和故步自封了。费正清的“冲击-回应”模式就是其代表。但从来就不存在僵化的“中国传统”，这个文明向来都是跟周边文明互动，并且借助这种良性对话，才在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中，把自己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传统一直在再造中，你可以说孔子再造了传统，朱熹再造了传统，王阳明也再造了传统。

    由孔子和其他先秦思想家所提出的人生解决方案，特别是它所蕴含的曾让伏尔泰兴奋不已的“无宗教而有道德”的文化模式，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的和至可宝贵的思想财富。

    唯有对于“中国文化现代形态”的寻求与奠定，才是我们这场“再造传统”伟大实践的终极目标。

    问：什么是“中国文化现代形态”？如何奠定？

    答：“中国文化现代形态”是中国未来的文化模式，既必须是标准“现代”的，由此而显出对于全球化的汲取与适应，又必须是典型“中国”的，由此而显出对历史传统的激活与承继。

    奠定的关键在于建立现存共同体的文化主体性。跟文化激进主义的长期诉求恰恰相反，我们不仅不能丢弃乃至主动败坏自家的主体性，反而要去维护乃至积极寻求这种主体性。在于平心静气地参考中国、西方及其他文明历程的全部正反经验，借此思想出融汇了东西文明之优点的价值观念，并把它有效地注入正待激活的中国传统之中。

    文明之间真正合理的调试路线，只有曾被遗忘的“中体西用”。首先必须自信地确认，自家的文化传统中，包含着许多弥足珍贵的智慧种子，其次在这个基础上，必须与外缘文明进行讨论、切磋、制衡、互补和共生之下，才能充分地激发和显现。

    即使要大规模引进西学，从而达成文化上的输血与杂交，自家也要先具备强健的体魄。只有保持住对于本国文化的投入与信赖，坚信它并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灭亡，这种传统才有可能在西学的激荡下，并长争高地焕发出绵绵活力。

    问：为什么说要带着警觉加入呢？

    答：全球化概念中涵盖的所有复杂倾向，从国际化、自由化、世界化、西化和超地域化，全都无序地搅混和叠加在一起。它一方面以现代科技所发明的各种方便利器，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消费选项，另一方面又以倒人胃口的“麦当劳化”，裹走了原有生活的多样、韵味与深度；它一方面代表了普世和公正的价值，让人不由向着浩荡的世界潮流肃然起敬，另一方面又在暗中维护西方的利益，让人疑心公开说辞背后总有藏在桌面之下的地缘政治考量。

    在无可回避的外来文化冲击下，我们只能是虽非全然被动地，却又心怀警觉地，既要加入，又要抵抗，既从本土中抽离，又朝向它再嵌入，既领受其裨益，又疏离其损害，既接受它的标准化，又启动传统的再发明，既拥抱着普世化，又向往着在地化，既在进行向心运动，又在发展离心趋势，既享受均质化的好处，又欣赏个性化的特色，既看到历史的断裂，又努力让文明延续，既在跨越有限的国界，又要回归文化的本根。

    对于我们这个文明共同体来说，只有秉持既有自尊又不自封、既有自信又有自警的形态，才能在这个迅速全球化的时代，护住文明进程中的必要的张力。

    问：当今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巨变，但为什么并未为人民带来相应的幸福感？

    答：由于失去了精神传统的护佑，失去了伦理道德的维系，失去了社群文化的依托，失去了承载社会的卡里斯玛支援，中国现行政治的“合法性”资源，正在无形却极可怕地流失。

    再加上消费主义成了这块土地上大多数人的最后信仰，由于缺乏超出一己之私欲的文化动机，社会的制度层面始终无法良性发育，甚至连基本的赢利行为，都无法有效地规范。

    在岌岌可危的道德困境中，唯有自下而上重塑舆论环境，再次形成改革共识，在广泛吸纳参与意识的基础上，稳步而坚定地“驯化权力”，才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新的转机。

    问：外界对于儒家的批评质疑就在于他们认为儒家在“驯化权力”上是无所作为的，你怎么看这种批评？

    答：儒家从它的人本理想出发，的确是在一个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尽可能争取到了爱民、清廉、尚贤、纳谏、勤政等开明政风，但由于他们必须以承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为代价来赎取统治者对自家价值观的首肯和让步，所以他们几千年来就只能充当君主的劝诫者，而不是批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