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稿费制度，导致翻译质量不能保证，以翻译为生，肯定要有速度，不能像我一样，一本小说集翻译了三年。”汤伟如是说。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汤伟是上海一家台资企业的高管。虽然50岁有余，但因在美国生活20余年，对翻译卡佛的作品，纯属私人爱好。这也注定了，汤伟能够用三年这样漫长的时日，打磨一段有关卡佛的传奇。

    不是所有翻译都有如此之多的时间和耐心。对于出版社来说，新版图书18个月的翻译时间，是个必须遵守的约定。而资深翻译黄昱宁对此，只能无奈：“用这么短的时间交出好作品，收入又如此低微，这对于年轻译者，确实太难。”她直言，想要解决译本质量下降、出版界抄袭成风的现状，改革译作出版制度，非常关键。

    经典译作不再的年代

    时下对于外国文学译作的评价多有诟病，普遍认为当前的文学翻译水准，较公认的经典翻译来说，无法比拟。

    黄昱宁却有不同看法。“现在的翻译水平，大体上都还是过关的，没有一些媒体说的那么严重，甚至，我认为，在某些程度上，现代翻译比老翻译家们更有优势”。

    确实，在以往资讯不发达的年代，翻译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各种参考书都不完备，以至出现误译。傅惟慈老先生就曾经自认，他最早于1954年11月出版的《战斗的洗礼》中，出现了二十几处不合天主教习惯的用语，并公开表示，这些不准确的用语大大破坏了原作气氛。

    而现在的译者，则完全不必有这样的担忧。互联网上，随手输入，各种生僻怪诞的词句，都可迎刃而解。傅惟慈曾经自省并要求自己“翻译家必须是杂家”，这一理念在当年，需要潜心研究、宁神践行，当今，只要借助网络搜索引擎，就可以办到。

    但是，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仅靠互联网，靠外文功底，以及“改编”，无法成就经典。深厚的文学素养、淡泊名利的学者情怀，以及译者与原著作品产生的强烈共鸣，才能真正令一本译著千古流传。

    细考老一辈翻译家，大都有精深的古文造诣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很多本身就是一代文学宗师，比如杨绛先生，他们自然视文学翻译为创作。基于此，老一辈翻译家们往往在完全理解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寻求“意译”与“直译”的最佳结合。也正因如此，老一辈翻译家的作品，其文学价值弥足珍贵。

    舍弃名利的情怀，也非一般译者可以做到。老一代的翻译家大都历经社会动荡，世事巨变，坐冷板凳是他们的专利。名利，对于他们，如过眼云烟，翻译与文学，才是他们的生活。也正因如此，翻译家们用十年、甚至几十年磨一剑，也是常有的事。

    而现今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年轻译者，从入行之初就与前辈经历大相径庭。一面是外界关于文学翻译报酬“见顶”的公论，另一面是他们当中，多有尚未走出校门，就“译著”多多。

    与傅雷、杨绛、傅惟慈等老一代翻译大家同时出道的翻译人员，数量何其庞大，但最终，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同代翻译爱好者们渐去渐远，最终留存传承以至奉为经典的，只有堪堪数十人耳——而这样的去芜存菁，是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沉淀、时光淘洗。

    新一代译者，则在名与利的对视和纠缠中，等待着大浪淘沙，岁月流金。一个可能的事实是，若干年后，与傅雷、杨绛、傅惟慈等同样伟大的新一代翻译家们，将在时光荏苒里，闪出璀璨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