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在中国

    杜拉斯在中国的影响长盛不衰。1984年《情人》获龚古尔文学奖后，她的作品被大规模引进，影响了1980年代文学尤其是先锋文学。王小波曾誉之为“现代小说的最高成就者”。1992年《情人》改编为电影，小说更成为文艺青年的必读之作。在上世纪90年代后尤其世纪之交的“身体写作”中，杜拉斯更被国内女作家频频标举为偶像。

    杜拉斯首度见于中国读者，是1980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翻译家王道乾所译的《琴声如诉》，赵玫表示，自己先读《琴声如诉》后读《情人》是非常重要的，《琴声如诉》让她感受杜拉斯的先锋性，对写作有很大的影响。

    董强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杜拉斯独特的创作观、文风被介绍到中国，给他们带来了全新的创作可能性。“这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概念，杜拉斯的写作成为一种真正的创作行为，简洁凝练，看似无心，但具有非常强的意象性。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风，至今影响着许多的年轻作家。”

    但对无意先锋实验的其他读者来说，感觉或许不同。余中先回忆，1984年《情人》刚在法国出版时，他的导师、翻译家陈占元就有一本，“他说我们原来对杜拉斯的想法，可能从这本书开始要改变。”

    余中先读过之后表示赞同，“之前的写作方式很前卫、很先锋，包括她的电影作品，如果《广岛之恋》还能懂一点，后来《印度之歌》、《卡车》之类，简直是让人看不下去的极端的文体实验。但到《情人》之后，马上给人风格一新的感觉，像我这样原来喜欢读萨冈的人，都去读杜拉斯了，她引领了当时的风潮，发行量也相当大。”

    身为《人民文学》编辑，徐则臣认为，杜拉斯这样的小说或作家在中国，绝不可能获得她在法国这样的文学地位：“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文学标准，这样的小说发一篇可以，全都这样，我肯定发不了，因为读者不会买账，批评家不会买账。她用这种方式写了这么多年，而且一直写下去，简直如入无人之境的写作，如果她考虑市场或者是考虑其他的东西，她不会这样写。这是她最不简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