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
 
　　如果你来找我，站在我面前，信任我，你问我：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好。我也知道你的习性，你喜欢外国小说，内心幽暗，生活低微。你需要一本新书，我扒开书堆，翻出今年刚刚译到中国的“文痞”布考斯基的小说《苦水音乐》，拿给你。
 
　　就是这本了，它适合你。
 
　　你也相信我。你回去的路上给我发来短信：嘿，哥们，这小说，真好看！
 
　　事实就是如此。
 
　　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编得一手好书，来打听今年的凤凰网年度好书。我秘而不宣。他说，王先生的书，上半年好评如潮，下半年他们却一边倒地留下几句批评，没了！
 
　　他很生气，我也理解。媒体的好书榜年年有，开书单的却总是那几位老面孔，何况媒体的朋友们有时还没有耐性，像根怕疼的触角，碰到一点，便退缩了。
 
　　可那边瑞典文学院，也是那几把旧椅子。有什么办法？
 
　　好书那么多，我只选十本。
 
　　现在开始闲话正题。
 
　　“凤凰好书榜”自2008年开始评选“年度好书”。当年，我们推荐九本书，网上可以查到，其中有爱伦堡的名作《人·岁月·生活》，一本叫做《长路漫漫——一个童兵的自述》的战争小说。现在看来，那是一份蛮片面的榜单。
 
　　2008年，我们没有推荐鹿桥的《未央歌》、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沈昌文的《知道》。
 
　　转述当年一位读书人的话讲，“由南方一家报业选出的年度十大好书出台了，仔细看一眼书单，除了几本附庸风雅的随笔，余下的皆是政论财经之类的读物，竟然没有一本诗集和小说，感觉是老干局推荐给街道办的社会资料。殊觉怪异。据说，这些书是记者和学者推荐的……”
 
　　一位读书细致、较真的读者，他拒绝接受一份“不合我意”的书单。好比一张肉食菜单之于素食者，好看而无用。
 
　　书单有没有用？依我的个人经验，是有用的。它不一定是一份正式的“书单”，每本书前面标好“一二三四……”，等着你与它相遇，接受它的奉赠。
 
　　叭如追溯我的读书史，直接的起点是余某人的自传性书信体爱情小说《香草山》。这位世纪之交以《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风行中国校园的北大怪才，有一份近乎完美、令读书人垂涎的爱情。《香草山》不仅极尽碑情之浪漫，更以他和他那情投意合的爱人的博学，鸿来雁往间提供了一份不小的书单。
 
　　记得它的开篇引有当年红到妓女荷包的余秋雨的散文所引罗素的话。它提到《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为我打开一份灰色年代的秘密书单。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书和文，军队一般冲进我的身体，成为我实际意义上的阅读启蒙。
 
　　就是这般。读者和书，仿佛恋爱的双方，未相爱前互相寻找甚至互相等待。读者等一本好书，一本好书等它的读者：他/它们各自将心愿写在书单上，等着相遇。也像恋爱的双方，读者和书必须是合适的，缺了一方的欢喜，都不行。
 
　　书单有很多种，新华书店的书单，万圣书园的书单，张老师的书单，作家王二的书单，好书单，烂书单，历史书单，文学书单……我们出好书单：“凤凰好书榜”。
 
　　所谓“好书”，需要界定，读者不明白，开书单者是要清楚的。以凤凰网读书频道对好书的评价标准：所谓好书，一要读得舒服，文章要好；二要读来有所收获，言之有物。用写在我们页头上的话说：文字之美，精神之渊。
 
　　多年下来，我们有自己的偏爱，也有偏爱我们的读者。我们只通文学、文化、历史、政治、生活，抱有人文情怀，偏好思想之书，不对类型小说、童书、教科书等说三道四。
 
　　有了标准，来看开书单之人。这里头也有讲究。比如梁先生读书很多，却不爱给人开书单；李先生读书精深，半辈子只向人推荐两本书。只有书店老板、先生教授和书评人等十分辛苦，日复一日地读，读不好书，不敢提荐书的事。
 
　　我们所邀请的年度好书评委，二十一位开书单的人，包括大学教授、研究所专家、作家、书评人、读书媒体人、书店老板、出版家。他们是：
 
　　氨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
 
　　《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学者杨早；
 
　　作家刀尔登；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郑勇；
 
　　上海书评主编张明扬；
 
　　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萧三郎；
 
　　资深媒体人胡洪侠；
 
　　氨京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
 
　　立人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
 
　　知名出版人俞晓群；
 
　　书评人止庵；
 
　　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严彬；
 
　　凤凰网读书频道图书责编何可人；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责编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