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个人部分同意“例外论”者的观点：基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赶超型大国，经济增长仍然有很大空间，在未来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而非超常增长中，政府必须积极作为，尤其是仍然必须掌握土地、金融等关键性资源投资于国土整治、能源资源基地及通道等战略性基础工程，这决定了我国各级政府角色必然有别于发达国家政府定位。同时，中国这样的国家必须保留自然垄断型国有企业，作为实现重大战略布局、平衡内部重大利益关系、参与国际竞争的“保底牌”。但我与“例外论者”不同却与“普适论”者相同的看法是，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加，政府必须要转变职能重点。即职能重点不应该再是直接抓“GDP增长最快化”，而是“全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职能重点应该是抓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投资于生态建设、人力资本甚至国防都不过是政府进行社会管理与提供公共服务的题中之义。即使从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意义上，只有政府成为真正的“中性政府”，不为任何利益集团所挟持，才能作出正确无偏狭的经济决策。

五
    但从当下的情势看，就在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一般的“例外论者”以及“普适论者”的声音似乎都没有成主流，而至少在媒体与学界成为主流并已被认为在影响决策的，是我前面称之为“少数派‘普适论’者”。

    我丝毫不想涉及到“左右之争”的敏感话题，更不想涉及特定人物。以下内容绝对是从学术角度讨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指有两篇由官方最高智库领衔完成的研究报告，“为全面深化改革作理论准备”：一篇是《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2006)，另一篇是《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2012)。前一篇报告是反思“拉美化现象”。一般主流学者包括国际机构都把当年拉美“失去的十年”归因为包括“金融自由化、取消几乎一切政府管制等在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泛滥”，否则无法解释拉美后来的左翼化。但这篇报告的观点与黄亚生的观点几乎一致：认为19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经济危机及停滞，恰是196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国家追求以国家主导的赶超战略超常增长留下的后遗症：追求内向型经济增长、重工业化以及国有大企业垄断，最终造成了广泛失业和贫富分化；而问题出现后，政府在应对上又以民粹的态度回应短期社会舆论，承诺不切现实的民众福利要求。后一篇报告是反思1930年代以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在包括奥巴马、陆克文等在内的欧美国家政客，以及包括克鲁格曼、斯蒂格利兹等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认为危机反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不足时，此报告再次把矛头指出民粹主义。认为“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此报告的“推荐语”中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市场经济呈现固有的周期性波动，有时会发生严重的经济或金融危机，但不能因此就否定市场经济制度的巨大优越性。遗憾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左派势力开始抬头，错误地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破产了，结果中国近几年市场化改革与开放裹足不前，错失良机”。这种主动把“经济问题讨论政治化”的做法非常耐人寻味。

六
    我不得不再次说到罗德里克。

    罗德里克在其著作《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中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几年前访问一个拉美国家，该国财政部长准备了一份关于该国经济最新进展的详细PPT演示稿，列出了他们已经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贸易壁垒已经清除，价格控制已经取消，所有国有企业都已私有化；财政政策收紧，公共债务减少，通货膨胀也不复存在；劳动力市场富有弹性，外汇和资本没有了管制，经济向各类外国投资开放。”财长自豪地对罗德里克说：“我们已经完成了所有第一代改革和第二代改革，现在正进行第三代改革。”罗德里克不由感慨道：“的确，这个国家及其财长是那些源自国际金融机构及北美学术界关于发展政策的教条的优等生。照此逻辑，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可言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应当得到高增长和减贫的奖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国贫困和不平等不降反升!”

    这也是我在当下最深的忧虑。

    最后，再回到《超常增长》。书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有别于西方经典模式的发展道路，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制度基础时，也为人类制度文明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替代方案。我相信，这一愿望，应该是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的“中国梦”。也正因为这部书描述了这一前景，并在这一共识下，提供了支撑我们讨论的原初材料及平台，我要再次向作者表达深深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