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探险家约瑟夫·F.洛克，美籍奥地利人，生于1884年，1922年受美国农业部派遣，率领一支庞大的旅行队来到中国，从缅甸进入云南。此后，他活动在中国甘肃、青海和云南，主要在云南，中间往返于中美之间，也到过上海、香港，前后加起来，在云南陆陆续续生活了二十七年，其中有八年是在丽江泸沽湖上的一个小岛度过的。

　　洛克在云南的考察，中间有七八年时间前后受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和燕京学社的资助，洛克大量的遗物，其中包括采集回来的植物标本、拍摄的照片、日记以及书信和藏书，还保存在这两处。《苦行孤旅：约瑟夫·F.洛克传》一书，由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前主任萨金特教授的助手斯蒂芬妮·萨顿女士在1974年完成。译者李若虹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内亚研究系，供职于哈佛燕京学社。萨顿女士调用了洛克的各种档案和文字记录，走访与洛克相关的人士，写成此书。若虹博士也是费尽心力重新调录珍档，将洛克的亲笔书信纳入书中，又以研究者的眼光，遴选出大量洛克拍摄的历史照片以为补充。

　　洛克性格孤僻、勤于笔耕。他在云南丽江纳西族地区的活动，他对青海阿尼玛卿山地区的动植物学考察，他把卓尼版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　带去美国，他对四川木里藏族地区的探险以及民国时期和西南地区各路人马的直接接触和交往，都是轰动一时而且长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陈庆英语）

　　如果说正是有了洛克，才有了香格里拉，我们倒是会对他产生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洛克在云南境内的植物物种收集工作历时一年完成，但他还不想离开，又接受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资助，继续在云南考察。洛克仍继续给农业部寄送植物样本，同时他把在云南拍摄到的精美照片、自己绘制的地图及各类手稿寄给国家地理学会。这些材料被编辑加工后，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

　　那时洛克虽然在云南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对外界来说还是默默无名，然而洛克发表在《国家地理》杂志上的文章和图片，引起了一个小说家的注意，他就是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小说家以此为素材，写出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描绘了中国藏区一片宗教乐土和人间天堂——希尔顿为它取名香格里拉。小说写一架小飞机在燃料将用尽时勉强安全着落，机上的三男一女在空山穷谷之中努力求生，遇到了风神俊朗的中国老者，指点他们找到寺院安顿——他竟然西洋礼数周全而且会说英文。寺主客气礼貌，留住的房间里还配有浴室。寺院陈设考究，而且藏书丰富，大部头的英、法、德、俄文书籍堆如小山。人迹罕至的山谷里，一座寺院支起一片锦山秀水，风流蕴藉，婉转精致。它的名字叫做香格里拉。和《桃花源记》不太相同的是，桃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香格里拉却用宗教的温和旷达解答到访者的疑惑人生。

　　你可以发现，完美的世界包括阳光、雪峰、庙宇、无忧的物质生活，但香格里拉是心灵的乐土，它还囊括了两大因素，现代西方文明，以及和背景同在的古老的东方时间。但它太过美幻，我始终读它不完。在我心目中，文化人类学才是通达香格里拉的路径，理由是，它以实际行为平等地整理人类行为和思想本身。也只有这种学理上的平等和入世的历练才解决得了人类无法解决的问题吧。

　　探险者的经历和那片人间天堂，远远不像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甚至探险者本身并不认为那是天堂，探访者的原型人物——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将甘肃、青海、云南这一片中国西南边地描绘得爱恨交加：他既恨脏兮兮的环境、传播疾病的昆虫、无法下咽的食物、野蛮慵懒的随从、无法讲理的地方官员、素质低下的使馆人员以及脾气古怪的传教士，但他反过来也爱这种生活。他装备考究，有大量侍从，他施药给土著，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在内心对世人有所评断，但始终找不到自己灵魂的归属，他和土司的管家交情深厚。这些构成了矛盾的洛克。

　　有一点，洛克和希尔顿的小说是共通的，他同时处在西方价值观和东方生活模式的选择中。洛克是一个怪人，他情愿长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在时空上远离和自己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封锁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而一旦达到目的，他又感到浑身不自在。他的中国之行，也前后有几个传教士旅伴，为他做翻译，但总是很快就闹到不欢而散或者不告而别的地步。他的外甥，更是他招之则来挥之即去的旅伴。洛克一贯我行我素，他注定是孤独的，日记是他唯一倾诉情感的地方，他几乎没有朋友，更没有异性朋友。

　　洛克每当回到西方世界，每当他被拥挤的交通堵在纽约高速公路路口，或者是在伦敦呼吸污浊的空气时，他就觉得自己无疑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受害者，于是不禁怀念中国西部山区的游牧日子。可是反过来，一旦身处中国，每当受到土匪的骚扰，或是受到排外的奚落时，他就无数次赌咒发誓一定要远离，一定再也不要回来。可还没等离开，他又无限留恋起了边地的生活。至于洛克怎么会走上植物探险道路的，那只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命运的注定，心中的两种选择，同为熊掌，同为鱼。但凡困顿在文化选择中的人，估计他们心中清楚得很，他们要的答案，并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