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家晋的成长道路上，郑振铎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郑振铎是孙家晋在暨大的老师，是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史家、藏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位具有铮铮铁骨的爱国志士。当日本士兵和膏药旗出现在暨大时，他拒绝在校继续任教。郑振铎隐居坚守在上海，冒着生命危险，节衣缩食保护抢救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本、孤本及许多完整的，传承有绪的著名藏书楼的专藏。孙家晋是郑振铎信赖和得意的学生，他和徐微在沪西一处叫作“法宝馆”的偏僻小楼，协助郑振铎整理文献古籍。由于“法宝馆”以佛教活动作掩护，瞒过了日本特务。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批被日本侵略者从香港掠夺去的善本被中国追回，1947年2月10日，共107箱珍籍由王世襄押运回上海，郑振铎派出助手孙家晋、谢辰生到码头接管。由于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中共地下党组织获悉这批珍贵书籍情况后，派人与孙家晋联系，了解“法宝馆”中上百箱古籍的存放情况，指示妥善保管好。在那些日子里，孙家晋和谢辰生每天坚守在那里，顾不上回家探视一下父母妻儿。解放后，这些善本全部交给国家文物管理局，由郑振铎担任局长。孙家晋则被调到文物局，协助郑振铎、王冶秋工作，从办公室秘书做到主任。五年后才回到上海，进入新成立的文艺出版社，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及翻译工作。

　　孙家晋的儿子孙鼎鈜、儿媳朱建华向记者讲述了他们所了解的父亲。翻开吴岩与主万合译的美国作家拉里·麦克默特里著的《孤独鸽》，记者看到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工整隽逸的文字：“鼎鈜、建华：这是部美国当代牛仔传奇，写得很粗野，有点像左拉。原是骆兆添（注：后任的译文出版社社长）给我的选题，后因病中断，由主万兄续译下去的，今后我大概也译不动了，这也许是我最大的半部译作了，给你们随便看看，聊以留念耳。吴岩1998年8月11日。”“老爸病危之际，还惦念着他未出版的译著。”孙鼎鈜满是感伤：“老爸一生热爱钟情他的翻译事业，为此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孙鼎鈜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一个休息天和节假日是休闲的。他给自己的指标是每个假日翻译2千字，时常为此干到深夜。几乎没有与他们兄妹四人一起游过公园看过电影。仅一次父亲带着他和大哥到苏州一日游。有一件事，让儿媳朱建华难以忘怀。有一年大年初一，全家人都忙着过节，唯独公公还在伏案埋头写什么。一询问，原来公公正在逐字逐句地修改一个农村青年寄来的稿件，但由于青年的文字功底实在太差，改了半天还是不成文，无奈之下，父亲写了一封鼓励青年的信，并到书店买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亲自到邮局寄出。

　　孙鼎鈜说是父亲引导自己学会了读书思考。偏爱数理化的孙鼎红，读报只看体育和电影报道，作文成绩总不理想。那时语文课本有一篇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父亲从农村的丰收年，为什么农民反而更悲惨引开去，启发他思考旧中国反动黑暗统治的剥削实质。透过文字领会作者所要表现的思想内核。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天天挨批斗，回到家几乎都站立不了。有一次，孙鼎鈜到奉贤“五七”干校看望父亲，正在劳动的父亲看见他，非常高兴地说，你等一会我手里的活就好了，正好还有家里带来的炒酱我们一起吃。看着穿着旧棉袄，腰间用一根草绳扎着的父亲，孙鼎鈜不由地一阵心酸，但病弱的父亲却乐观坚定地对儿子说：“我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四个儿女；还有未完成的翻译工作，所以不要担心，我不会倒下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迎来了文化大发展的春天。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了，作为出版社领导的孙家晋奔走于京沪之间，争取到了上海参与人民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学理论丛书”、“外国文学资料丛书”三套大型丛书出版工程的机会。《傲慢与偏见》、《斯巴达克斯》、《简·爱》等令人耳目一新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了。在当时那个知识荒芜、文化饥渴的年代，这套黄底星花装帧、被书迷亲切称为“网格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一经上市发行，便在全国引发轰动，各地新华书店排起求购长龙，迄今依然畅销不衰。

　　孙家晋的译著中，倾注心血最多、最为人称道的是泰戈尔。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再次投入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凭借对原作的深刻理解和堪与原作媲美的优美文笔，他翻译的泰戈尔受到各阶层读者的喜爱，《泰戈尔抒情诗选》因此成为译文社的畅销书，并荣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然而鲜为人知的却是，因行政管理事务繁忙，那些优美深邃的泰戈尔散文诗，很多是孙家晋每天利用上下班时间，在拥挤的公交车厢里反复琢磨推敲而成的。

　　“鸟从不回眸自己飞翔的痕迹，人岂能向往事求索回报”。转眼间，散淡襟怀，凝练思绪的翻译名家孙家晋离开我们两年了，但他镌刻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心笛神韵”已然长留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