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评审结果日前在江苏兴化揭晓，经过三轮投票，金宇澄的《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王安忆的《天香》、严歌苓的《陆犯焉识》（海外）等4部作品获奖。
　　本届施耐庵文学奖沿袭上一届的评选方法，由提名委员会推荐和投票产生的16部大陆作品和4部海外作品进入最终评审阶段，15位评审委员会委员评选、多家媒体列席全程旁听，透明公开。
　　评审伊始，评论家吴义勤就指出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是翻译的版本，不是原创作品，不应进入评选范畴。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进入评选的19部作品中，金宇澄的《繁花》、李佩甫的《生命册》、王安忆的《天香》在评委讨论阶段就得到高度赞扬。《繁花》更是以首轮全票、第二轮14票、第三轮得分第一的成绩一路高歌猛进，最终获得奖项。《生命册》和《天香》也不遑多让，三轮投票中也一直处于二、三位。
　　《繁花》最为评委赞赏的是独特的沪语叙事和呈现的世俗文化。评论家费振钟认为，《繁花》代表了中国世俗小说在当代难得的复现。金宇澄自觉的“口语”写作，不仅使中国小说的“说话艺术”得到激活，而且使小说叙事重返活色生香的世俗现场，小说与生活之间达到“无隔”之境。
　　讨论李佩甫的《生命册》时，众多评委认为他“是位长期被低估了的作家”。在作家陈建功看来，《生命册》是“一个土地背负者的心灵史诗”，作家以简单写复杂，以黑暗照见光明，以欲望的轻为灵魂的重作证，“李佩甫习惯于从中原文化的腹地出发，书写平原大地上土地的荣枯和拔节于其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在他的笔下，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并置，其试图从中摸索出时代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关联”。
　　《天香》作为另一部描写上海的作品，评委们常会将其与《繁花》相比。评论家陈思和认为，相较于《繁花》对于市民阶层生活贴实、无超越的叙写，《天香》更有一种超越性和批判性，后者其实批判了前者中的市民阶层生活。同济大学教授王鸿生表示，《天香》体现了作家的耐力和耐性，包括了小说中人物的耐性，文本呈现了与现代性、当代性对话的张力。但在上海大学教授蔡翔看来，《天香》也存在自身的问题，“缺乏大的格局，拘泥于上海一地，野心不够”。
　　作为占据奖项1/4名额的海外作品，《西夏旅馆》的落选成为了本届评奖的“唯一例外”。尽管北大教授陈晓明认为相较于大陆小说越写越单薄的趋势，《西夏旅馆》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和冲击力，是“汉语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其他评委也充分肯定了它对于当下叙事文学的启发意义，但它最终以微弱差距落败于《陆犯焉识》。
　　对于此次的评奖结果，南京大学教授丁帆认为并无意外也无惊喜。在他看来，当下的长篇叙事写作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作家们有一种缺失，“无论作家写什么，背后一定要有形而上的价值理念，上世纪80年代二次启蒙时，虽然作家们在技术上都是借鉴，但他们的人文意识很强，但到了90年代都基本丢失了”。丁帆说，一旦人文底蕴、恒定的价值观缺失，即使作家们在技术上纯熟了，那他也不能成为一个“巨匠”，而只是一个“匠人”。
　　首次担任终审评委的台湾作家唐诺深切感受到了大陆评奖的不同，“我们在台湾会为一部作品吵得不可开交，但这边好像没有”。虽然所处的评奖语境已经有了不同，但唐诺说自己对文学的基本观点不会改变，他自称对于文学的要求比较“严苛”。在他看来，“当下的大陆文学处在关口上”。所谓“关口”，唐诺认为与早期作家不同的是，当下作家正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作品中的故事也在渐渐消失，每块土地都有其不耐写的地方，对于题材作家们有了不同以往的焦虑；同时，时间也不再是乡村社会中的线性延长概念，如何让自己的语言有所生长，具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这也成为了作家书写焦虑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