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是幸福的源泉

    一位西方哲人曾说过，在某种程度上，人人都是生活哲学家。从现实生活出发，人人都有对幸福生活的感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感悟可能并不比叔本华差多少。

    作为《中国好声音》的粉丝，我想用歌手汪峰做个例子。平心而论，在看《中国好声音》第二季之前，4位导师中的那英、张惠妹和哈林我都知道，唯独不知道的是汪峰。

    一天，女儿对我说：“汪峰自己作词，自己谱曲，自己演唱，是位不错的实力派歌手。”所以，我认真倾听了一下，觉得他唱歌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歌词朴实动人，听者容易产生共鸣。不禁内心也嘀咕了一句：“汪峰真不错。”

    又一天，我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杨澜访谈汪峰的一段视频。汪峰大意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年轻未成名时，他可以买几瓶啤酒坐在北京木樨地的街边上，一边喝酒一边看路上的人流和车流，那时是自由幸福的。但后来物质条件改善了，生活中有了24小时热水，每年出场费还要涨个五万十万的；名声越来越大了，某年获得了所有演唱奖项，照片还不止一次地登在了著名杂志的封面上。但这时，他却感到痛苦不幸福了。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他没有创作出一首打动人心的歌曲。

    “这时，我特瞧不起自己。”汪峰真诚地说。他的意思很明白，艺术创作是他最喜欢的，是他欢乐幸福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物质和声誉等外在的东西。

    汪峰说出了一个朴素的哲学道理：喜欢是幸福的源泉。

    知足常乐与欲壑难填

    汪峰说的是个人感受，既真诚又智慧。如果把他的这些话推而广之，从一个一个的个人联想到由一个一个的个人组成的全体，个人感悟也就变成适合更多人的普遍性道理，那可就有点哲学的味道了。

    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幸福和快乐就是能长久地干自己喜欢的事。否则，就是个人的不幸，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幸。

    自从诺贝尔奖1901年颁发以来，100多年中竟然很少有中国人获奖，以至于有人调侃，如果诺贝尔奖3000多年前设立就好了，获奖者肯定大多数是中国人。

    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迂回地解释了中国人难获诺奖的原因。他说，他认识很多获诺贝尔奖的朋友，这些人给他的最深印象之一是，“他们都是长期默默无闻地潜心研究，得一个诺贝尔奖可能要用毕生的精力，三四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投身科研”。

    叔本华曾说：“对于绝大数学者来说，他们的知识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解释了为什么这些人永远不会在他们的知识领域里取得非凡成就，因为要有所建树的话，那他们所做的学问或者学问就必须是他们的目的，而非其他别的一切，甚至他们的存在本身，也只是手段而已。能够获得新颖、伟大的基本观点的人，也只是把求知视为自己学习的直接目的，而对此外别的目的无动于衷的人。”

    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生命力。它适合于150多年前的德国，也适合于21世纪的中国。

    叔本华说了无数如何获得幸福的名言警句，其中关于财富对幸福的影响颇具现实意义。他说过，穷人不会因为得不到巨大财富而焦躁不安，而富人却会因为赚钱计划落空而忧心忡忡；他也说过，财富犹如海水，一个人喝的越多，他就会越渴；他还说过，欲望是人痛苦的根源，因为欲望不会永远得到满足。

    在开口谈经济增长、闭口讲增加人民收入的今天，财富似乎变成多数人的唯一追求。但事实证明，财富和幸福并不是一回事儿。

    循着叔本华的思路，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等式中的效用，在经济学上表示从消费物品中得到的主观享受或满足。道理说得很简单，幸福和效用成正比，与欲望成反比。如果拿人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来解释，就是“知足常乐，欲壑难填”。

    1860年，叔本华在德国法兰克福去世。去世前，他捐献了自己的全部财产。根据叔本华的遗言，他的墓碑上只简单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没有其他文字。

    叔本华似乎在利用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警示世人：财产再多死后也带不走，简简单单才是幸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