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家谱的海洋中，对古往今来有关家谱的论著、论文、论述，尽可能搜集、浏览和阅读。以论文为例，资料显示：从1850年至2008年有关家谱、宗谱、族谱、谱牒的论文达两千一百多篇。王先生自认为是家谱研究的后来者，所以，对这些论著、论文、论述特别重视，从中进行分析、比较，去粗存精，去伪存真。
　　王先生沉到家谱的海洋中，尝到了甜头。他认为，要完成论述中国家谱史的任务，光沉下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前辈和先行者的家谱研究成果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系统的看法，从分散的论文发展到学术专著的撰写，都意味着自己家谱研究的升华和飞跃。因此，不仅要善于沉下去，而更重要的是要勇于浮出水面，从宏观的视野把握中国家谱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写出一部超出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中国家谱史。
　　那几年，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攻读谱牒书”，心情特别愉快，经常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说：“有时寻觅到一条重要的资料，就如叫花子突然捡到一块金砖那样，心情无比激动，无比兴奋。”
　　十年磨一剑。2010年初，《家谱》问世了。在家谱的研究中，该书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其特点：一是，抓住中国家谱发展沿革的四大关键问题，即家谱体例、内容、功能和编修方法作为重点进行论述，并以此为线索，揭示中国家谱五千年的轨迹。二是，全书采取纵横交错的论述方法。即，一方面，从纵的角度论述中国家谱的发展沿革，包括家谱定义、家谱起源、诞生、兴盛、转型、完善、普及以及家谱新修等专题；另一方面，从横的角度，论述中国家谱的体例、内容和家谱的数量、姓氏、体魂、图像、功能等有关专题。三是，将一个时期的家谱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即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和社会主流意识等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这样的论述有血有肉，有深度、有广度。四是，运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民族学、遗传学等综合研究方法，多学科、多视角地探索中国家谱历史的发展规律。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王先生带领下，同仁们同心协力，他主编的十卷本《中国家谱总目》2010年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上海市第十一届图书奖特等奖和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家谱》　出版后次年再版，并入选国家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王先生说：这是对他“十余年来从事家谱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最好鼓励与鞭策”。

　　“通论”祠堂文化

　　在农耕社会，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是修谱与建祠，家谱是记载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是家族历史记忆的文本载体；祠堂则是家族祭祀祖宗或先贤和神灵的房屋建筑，是家族历史记忆的实物载体。在家谱中，丰富的祠堂资料是家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祠堂里，议论修谱、藏谱和验谱是祠堂的重要功能之一。所以说，家谱与祠堂，是中国农耕社会家族凝聚族人的两大支柱。
　　王先生在《家谱》脱稿之后，立即投入《祠堂》一书的写作。该书的另一位作者王澄先生是谱牒研究的“后起之秀”，长期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业余时间致力于谱牒和文史研究，曾发表多篇论文。他协助王鹤鸣先生搜集整理祠堂资料，在拍摄祠堂照片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王鹤鸣先生是一位有心人，因为家谱的资料中存有大量的祠堂资料。他的目光早就瞄准到这些祠堂资料，并且进行了专题整理。他搜集复印的祠堂资料堆起来有等身之高，特别是他负责编撰的　《中国家谱资料整理》　中的《图录卷》，一百万字，其中就有四十万字是祠堂的资料。经过三年时间的辛勤写作，《祠堂》又问世了。
　　《祠堂》与《家谱》的体例大致相同，主体分为经编和纬编。经编从纵的方面论述中国祠堂的发展线索，即祠堂起源、周代诞生、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宋代家祠、明清祠堂以及当代祠堂等；　纬编则从横的方面论述中国祠堂种类、祠堂建筑、祠堂祭祀礼仪、祠堂祭田、祠堂管理、祠堂文化以及祠堂功能等。
　　中国祠堂历史悠久，虽然近三十年来全国各地在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批图书，但大多属于介绍性的知识读物，或旅游方面著作，至今尚没有一部有分量的学术论著。王先生的《祠堂》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尤其是该书第一次提出将五千年的中国祠堂发展沿革分为七个阶段：祠堂起源、周代诞生、汉代墓祠、唐代家庙、宋代家祠、明清祠堂以及当代祠堂。其中关于祠堂沿革、祠堂定义、祠堂祭祀、祠堂文化、祠堂价值等论述，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有所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