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版的《中国祠堂通论》与2010年出版的《中国家谱通论》是我从事家谱文献抢救整理工作以来完成的两部有关联性的专著，堪称孪生姐妹。

    我是1995年开始大量接触家谱文献的，那时我从安徽调回上海图书馆任党委书记主持工作。回上海不久，92岁高龄的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先生即引我到南京西路和长乐路上的上海图书馆古籍库，对上图收藏的历史文献一一向我作了介绍与交代：这里是普通的古籍，这里是善本古籍，这些是碑帖，这里是盛宣怀档案，这些是李鸿章的未刊稿，这里的家谱是从造纸厂抢救出来的或从废品站收购回来的……看到珍贵的历史文献被堆放在书库，没有得到及时的整理和很好的保管，尤其是家谱，一万余种家谱更是被堆放在书库的各个角落，听任尘封虫蛀，心情十分沉重，心里也萌发了必须将抢救历史文献工作放在非常重要地位的想法。

    随后的一年里，在上海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图书馆的历史文献抢救工作正式运作起来。我直接抓家谱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成立家谱抢救小组，对家谱去尘扫霉；设立家谱阅览室，接待读者查阅家谱（这是中国大陆最早设立的家谱阅览室）；组织技工对破损家谱进行修补；大力收购旧家谱和征集新修家谱；组织专人编撰《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召开中国家谱国际研讨会，等等。就这样，我与家谱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过对家谱文献的长期浸淫和思考，我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我主编的《中国谱牒研究》、《中华谱牒研究》、《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相继出版；我独立撰写的《解冻家谱文化》也于2002年7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主持的《中国家谱总目》是一部大型提要式的家谱联合目录著作，首次对全世界范围收藏的中国家谱进行了系统著录，于2008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2010年12月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

    此外最重要的是《中国家谱通论》的写作。要完成《中国家谱通论》的课题研究任务，关键是家谱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10余年来，我先后在上海、北京、安徽等地查阅2000余种家谱，对重要资料做了摘抄、复印工作，并按家谱目录、祖先像赞、修谱名录、谱序、凡例、恩荣录、谱论、姓氏源流、世系、传记、家法、风俗礼仪、祠堂、坟茔、族产、艺文、字辈排行、领谱字号等18类将资料进行分类，估计资料字数数以千万计，为撰写《中国家谱通论》一书打下了比较扎实的资料基础。

    近百年来，尤其近30年来，中国家谱研究进展很大，成果颇多。以论文而言，相关论文达2000余篇。以专著而言，海内外已出版一批家谱学术专著，如罗香林著《中国族谱研究》、（日）多贺秋五郎著《中国宗谱的研究》、欧阳宗书著《中国家谱》、徐建华著《中国的家谱》等。但至今尚无一部体系完整且具规模的中国家谱史问世。本课题目标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有一定规模的中国家谱史，以填补空白。在中国家谱研究中，本专著第一次提出将五千年中国家谱发展沿革分七个阶段进行论述，其中关于家谱的定义、家谱的诞生、家谱的转型、家谱的普及、家谱的价值等论述，都是在中国家谱研究方面有所创新的观点。

    《中国家谱通论》于2010年元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11年11月再版。该书2011年11月入选国家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使我深受鼓舞。

    近十余年来我搜集、整理、研究家谱资料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祠堂资料进行广泛搜集与系统整理的过程。

    家谱是同宗共祖的血缘集团记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祠堂是人们祭祀祖先、贤哲或神灵的房屋建筑。家谱是家族历史记忆的文本载体，祠堂则是家族历史记忆的实物载体。对一个封建家族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修谱与建祠。编修家谱，为的是明家族的来历；修建祠堂，为的是安祖宗之神灵。家谱与祠堂，关系密切，互为表里；修谱与建祠，相互依存，互相促进。

    类似家谱资料整理，我对祠堂资料，从纵的方面，按祠堂起源、诞生、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宋元、明清以及当代祠堂等专题进行分类搜集整理，从横的方面，则按祠堂种类、建筑、礼仪、祭田、管理、文化以及功能等专题进行搜集整理。搜集复印的祠堂资料堆起来，有等身之高，特別是我负责编纂的《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的《图录卷》，计100万字，其中约40万字是祠堂资料，这一切都为我撰写关于中国祠堂的专著打下了资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