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经济的超常增长，社会上一直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认为是压低消费的原因，有人认为是依靠过度投资所致，还有人认为是中国人口红利的结果等，不一而足。本书对这些说法也在不同程度上作了回应。例如，对于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在于高投资、高浪费与牺牲消费的误解，作者指出，在过去34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高GDP增长、高投资增长与高消费增长是同步发生的。这一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9.98%，投资年均增长10.92%；而消费年均增长同样高达9.15%，即使按人均消费增长计，也达到年复合增长率7.99%的高水平。这一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成就。之所以人们把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的原因误以为是牺牲消费，在于他们把GDP中的消费占比和消费水平两者混淆了。本书分析道，中国GDP中的消费占比前34年中平均为59.56%，而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在75%以上，由此看来中国的消费占比确实比较低，但消费占比低并不等于消费水平低。因为还有更加重要的一面，消费占比较低意味着投资率较高，投资规模较大，而投资规模较大则带来较高的GDP增长率；在GDP增长快速的条件下，即使消费占比较低，它所对应的绝对消费水平也可能是快速增长的。相反，如果中国前34年的消费与投资占比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变为消费占比75%，投资占比25%，那么，中国的消费水平就不会是现在的年25万亿元，而是降为18.75万亿元。这就是说，就中国过去34年的情况而言，较低消费率与较高投资率带来的是消费水平的高速增长，而如果采用相对较高的消费率与较低投资率所导致的则可能是较低的绝对消费水平。作者的这些分析充分体现了投资、增长与消费之间相对比例与绝对水平的辩证法。

    在对中国经济超常增长现象作分析和预测之后，作者指出，中国式超常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两大主体构成市场经济的主轴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包含了战略性中央政府、竞争性地方政府和竞争性企业系统的三维体制，是把中央政府的战略领导力、地方政府的发展推动力与企业的创新活力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制度。在这样一个三维架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竞争中的企业着力创新、谋求发展，是资源配置的微观主体；竞争中的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等多种方法构造了可持续的“投资激励体系”，降低企业投资创业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均衡投资水平，并通过提供类似“总部服务”的职能帮助企业突破部门官僚主义的障碍，造就了中国经济的超强投资驱动力；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一方面总揽全局，把握发展与稳定的平衡，另一方面抓住全球化的契机，审时度势地果断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中国经济高投资和高增长创造了额外的市场机会。正是这样一种中国体制产生的超强投资驱动力和国际市场的超常购买力，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避免常规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在1994年后的20年中持续高位运行，创造出超常规增长与超低经济波动并存的奇迹。

    尽管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演化成形的这种三维市场体制还不尽完善，存在诸多问题，但作者认为，这些问题或是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伴生现象，或是经济运行的内生结果，转向英美式的常规市场经济也难以避免，只能通过自主、持续的制度创新，对三维市场框架进行累积性的组织优化与流程再造加以解决。

    中国理论还需立足本土

    《超常增长》是一本直面中国当下经济制度运行机制的探索性著作。我们期待，更多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跳出西方经济学的框框和范式，在自主建构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体系、解释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方面取得更多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