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8至70周岁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4.9%，比2011年的53.9%上升了1个百分点；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39本，与2011年的4.35本相比基本持平，扣除教科书，平均每人每年读书1本都不到，在世界排名垫底。(5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与国民阅读状况持续低位徘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我国如今俨然成为一个出版大国。今年1月，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指出，去年我国的图书出版数量已经冲破40万种大关，增速之快超乎想象，年出版图书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从国际经验看，出版量的攀升与阅读量的增长应当成正比，为何在中国却“水土不服”？

　　国民阅读量低下，固然与现代社会人们的浮躁功利心态和阅读方式的改变有很大关系，但“好书”匮乏，难以激发公众的购书欲望和阅读兴趣却是不争的现实。尽管目前我国每年推出的新书浩如烟海，但受到社会认可和读者追捧的作品却是少之又少。质量水平较低，难以找准公众的胃口，当然容易让读者失去阅读的兴趣。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书业仍处于粗放式经营，远未达到精耕细作。

　　“做好书”是激发读者购书和阅读的前提，只有从出版这个中心环节抓起，创作——出版——购书——读书才能进入良性循环。不论是选题还是营销，只有真正做到按照市场规律，遵循企业化运作，保证每一种图书出版都有准确的定位和较高的品质，才能占据应有的市场份额，让读者心甘情愿地掏腰包。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出版也要转方式调结构——转变出版体制，转向市场读者，提高出版门槛，淘汰垃圾图书。坚持这样做了，可能图书出版的数量要降下来，增长速度要放缓，可能因此失掉“世界第一”的头衔，但这却是拯救中国书业的最终出路，也是提高全民阅读质量的必由之路。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那些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不论阅读方式如何改变，读者对知识的索求始终是书业最重要的支撑。上世纪末，联合国推出《走向阅读社会》的前瞻报告，呼吁政府应重视在倡导和培养国民阅读风气方面的责任。这个报告对于当下中国同样适用：只有加快出版体制改革，出版拥有更多读者群的作品，让越来越多的人习惯读书、喜欢读书，才能让我们的社会弥漫书香，真正走向阅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