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岱克的报告》并非是一个激发眼球效应的书名，它的作者菲利普·克洛代尔也是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一位法国作家，可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这部小说，却敢于挑战当下的阅读方式。
　　如今“快餐时代”的阅读，开端就惯常先将悬念乔装打扮一番，使它以具有足以撩拨感官欲望的容貌登场，以挑逗人们的阅读快感。可《布罗岱克的报告》却拒绝装扮悬念，仅凭借意识流的节奏，慢条斯理，将悬念用干巴巴的文辞——“另外那个人”和“发生过的事”作为指代——尽管那个悬念本身就具有谋杀、残害那股强烈的血腥气。
　　破译意识流的旋律，《布罗岱克的报告》的情节很清晰：二战硝烟初消的年月，在欧洲某一山区小镇，镇里的“文化人”布罗岱克奉镇长奥施威尔之命写份报告。报告内容是叙述“发生过的事”——那天晚上，镇里的男人们在客栈里杀死了“另外那个人”。布罗岱克并没有参与杀戮，却必须说明“另外那个人”来到小镇后发生的事，解释为什么镇里的男人们只能杀掉“另外那个人”。镇里男人们要求布罗岱克必须将报告写得让看到报告的其他人能“理解”、“原谅”这次血腥的集体谋杀。
　　布罗岱克压根不想写，可又不敢不写。他的邻居、退职官员戈布勒威胁他“小心点”；镇长奥施威尔将他带到猪圈，指着那些贪吃的猪群说：“它们可能吃掉它们的亲兄弟，它们身后不留任何东西，任何痕迹，任何证据，它们不知道什么叫悔恨，不知道什么是过去，它们活着，你不认为还是它们有道理吗？”镇长还警告布罗岱克说，你可以将自己的亲人——精神失常的妻子、幼小的女儿“当作不存在”。这警告可非同寻常，因为当纳粹铁蹄蹂躏这个山区小镇时，正是小镇里的男人们将两名并非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其中之一就是布罗岱克，出卖给德军送入集中营，以此换得驻镇德军与小镇居民的平安相处；留在小镇的布罗岱克妻子的精神失常，也是遭德军轮奸所致。读这部小说的人们，由此就进入布罗岱克被押解往集中营后，惨遭折磨的痛苦回忆中。数个被纳粹法西斯精神毒化的人物，相继影影绰绰地现身，而且似乎始终存在于侥幸存活、返还小镇的布罗岱克的劫后余生中……例如：那个有“吞噬生灵的女人”绰号的集中营营长妻子。她是个金发白肤的美妇人，却抱着个孩子，来主持每天早晨吊死一名集中营囚徒的死刑。她在从容欣赏死者的痛苦状态后，还微笑着给怀中的孩子一个吻。可如此蘸美貌油彩，画丑恶灵魂之场景，在这部小说中，居然只是充当主体叙事的背景色彩。
　　一般说来，对于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惨无人道罪行的控诉，往往是涉及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无法回避的时代场景，也多半是作品浓墨重彩之所在。西方文艺中描摹无辜民众在纳粹集中营惨遭折磨之痛苦的名作，可以说数不胜数。然而，《布罗岱克的报告》却将小说主人公在集中营遭受折磨的痛苦经历，仅仅作为铺垫、映照。作者着力叙述的，却是那“另外那个人”和“发生过的事”，以及那场谋杀；作者着力刻画的，竟是那凶案发生前后的血腥气之弥散和掩盖，以及掩盖得合情合理。由此可见，《布罗岱克的报告》立意之深：世人所公认的集中营折磨之大痛，在菲利普·克洛代尔的笔下仅作底色，可见作者全力展露的，必然是剧痛。
　　“另外那个人”是一位来小镇采风的外地画家，可他究竟做了什么必遭杀害？在此赘言，有可能会削弱人们阅读《布罗岱克的报告》的兴致。倘若说可以透露些许关节，那就来看看这个小镇的神父派佩。宗教职责使他可以通过“告解”仪式，听取小镇居民的忏悔。可是干下出卖、杀戮勾当的那些人向神父忏悔后，居然可以遗忘自己的恶行而心安理得，神父派佩感到自己担当的，其实是“下水道”的角色。他对布罗岱克说：“战争，那是一只扫荡世界的大手。那是平庸之辈春风得意的地方，是罪犯接受圣人光环的地方……你为不得不讲述那些人的滔天罪行而感到孤立无援，我为不得不原谅那样的罪行而感到孤立无援。”派佩认为，“另外那个人”如同镜子，照出了那些小镇居民的丑恶本相，可是，“所有的镜子都只能以破碎告终”。
　　小说结尾，布罗岱克写完了报告，可是镇长奥施威尔却将如实记录这次谋杀的报告塞进火炉。他警告布罗岱克：必须遗忘战争发生以来小镇居民的恶行，即便是出卖、谋杀、残害，“在所有的危险中，记忆的危险是最可怕的危险之一，你是不是记得太多了？”
　　布罗岱克报告所记录的小镇中的人，并非恶魔，只不过是农人、手工业者、护林人、店铺老板、小公务员，可是在战争发生以来的日子里，为了自身的生存，这些人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而且又集体谋杀了“照出”小镇居民丑恶本相的“另外那个人”。
　　就这样，《布罗岱克的报告》在二战的时代背景下剖析人性。那字里行间细诉的小镇居民的罪恶，足以与世人公认的纳粹集中营暴行并驾齐驱，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大痛苦。然而对如此大痛，居然必须遗忘，因为“记忆的危险是最可怕的危险”。如实记录的报告就这样被塞进火炉——这，才是让人无法遗忘的剧痛。《布罗岱克的报告》作者的聚焦，由此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文学对人性的剖析，亦因此具有宏大历史的立体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