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说：“当时瑞典学院大多数院士不愿意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责任。他们认为瑞典作为一个欧洲偏僻又比较穷的小国没有资格担当这个任务。可是1884到1912年期间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的CarlDavid af Wirsén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也可以算是那时文学界的一个霸王。他成功说服了其他院士。当然，瑞典学院接受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责任对加强这个小国的自信起很重要的作用。” 

　　我冒出想对马悦然做一个“十八个人的阅读，一个人的阅读史”访谈的念头，但随后很快回国又陷于颁奖前大量事务和学术活动中的他，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完整地配合我了。于是，一些不完整的交谈、有限的了解，构成了这样一个杂感和记录混合的文本。 

　　关于瑞典学院，关于瑞典的知识人群体和阅读传统，陈文芬曾经查阅瑞文历史资料，写过两篇关于瑞典学院的文章。这里我且当个文抄公。 

　　她谈到了当时锐意革新且才华横溢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和他的母亲，“这一对才华洋溢的母子纵横十八世纪瑞典皇家学术历史，并且对后世起到深远的影响。”古斯塔夫三世想将瑞典发展为欧洲人文学术最傲人的国家。陈文芬谈到他设立的瑞典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人文历史考古学院三个学院的同与不同：其他两个学院的院士是退休制，瑞典学院院士是终身制；两个学院冠以“皇家”名称，瑞典学院建制则凌驾于皇家之上，略去皇家之名；院士席位有十八个名额，重要的诗人作家与戏剧家、学者同列院士，共同维护瑞典语与瑞典文学的纯净。 

　　这个超越于皇家之上的学院发展至今，有着独特经济来源： 

　　不冠以皇家之名，以显示它是完全独立的。要独立就要有良好的经济作为靠山。史家认为，国王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愿意瑞典学院将来向议会伸手拿钱。国王送给瑞典学院两大财库，一是把《邮局内政公报》赠给学院——这是西方最老至今仍在印行的报纸。1791年瑞典立法通过，凡政府通过的法案必得在该报刊登广告，否则法案无效，广告费用稍高，等于是一种文化专营权。近年因纸张昂贵，只印十二份供公立图书馆藏，订户得从网上阅览。学院经营此报岁收约有一千二百万克朗。二是北方一条大河Torne的马哈鱼很多，渔获利润很高，其专卖权属于学院。……几年前，瑞典政府眼红《邮局内政公报》的所有权，一度主张权利属于政府。瑞典学院立刻聘请最好的律师准备到欧盟打官司，要争个明白。讨论一年多以后，瑞典政府自知理亏再也不提此事了。 

　　陈文芬说： 

　　（古斯塔夫三世）所留下的深远影响，是瑞典在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之外，保有一种古典美好文化世界的终极理想。如果真有所谓的“瑞典模式”存在，应将他的功绩包括在内。 

　　让马悦然被我《古文观止》的玩笑冒犯，我有点歉然。但这个玩笑激励他仔细分辨出诺奖评选立足于阅读感受，而不是热衷于推荐之间的差别，也不是没有收获。 

　　他本人确实是一个好读者。六十多年来，他既读纸上的中国，从《道德经》、《左传》、《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到《西游记》、《聊斋志异》，直到沈从文、北岛、李锐、曹乃谦、莫言；也读现实中的中国，经历了六十多年的中国社会变化，在中国有过学术研究和工作的经历，两任妻子都是中国人，还曾因岳父是“右派”而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不能入境。他的文字记忆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峨眉山留下过一个珍贵稀罕的形象：报国寺的小和尚们每天黄昏时分用清脆的童音、高高兴兴地唱起一部忧郁的经文，“是日已过，命亦随减……”他也看到了这些年峨眉山的变化，那时候，“山上有二百多座庙子，都是活的，有和尚、尼姑。现在，有很多香火，但没有和尚，有为旅游的人准备的索道。大变样了……” 

　　我问他过了这么多年，中国究竟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说：“自从1950年我把中国当我第二个祖国，六十年中虽然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我还是没有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对我来说，中国是四川，是1940年代的峨眉山，是1950年代还保有美丽胡同的老北京，是我的中国亲戚们，朋友们，是我爱读的李锐和曹乃谦的小说里的主人公，是辛弃疾浩然之气的词……” 

　　陈文芬说，她私底下问过马悦然，莫言获奖他最高兴的是什么，马悦然兴奋地做了一个手势：“——乡巴佬获奖了！” 

　　马悦然对“乡巴佬”有感情。这个词生活中的来源是四川的生活，文字上的来源是沈从文，马悦然在沈从文那里学到这个词，理解了这个词中的骄傲与沉痛，以致这个词成为他理解、接近中国文学的核心词。他说：“对我来说，像沈从文，曹乃谦和莫言那样的乡巴佬有别的作家不一定有的、一种我个人很欣赏的天真，一种纯洁……阿城能写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但莫言除了这个，还能回到小时候，回到纯洁童年。小莫言就像峨眉山的小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