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华罗庚具有独特的张扬、奔放及霸气的个性，比较令人注目。陈省身在回忆中极为敬佩早期华罗庚每日钻研十多个小时的勤奋精神，同时不经意间透露了一个细节：“记得1935年华罗庚在德国的著名杂志《Mathematische Annalen》发表了一篇论文，那时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华罗庚当时站在清华科学馆逢人便告诉这一喜讯，在他一生的传奇故事上又添加了新的一笔。”（《陈省身传》第42页）此外，驰誉国际的美籍华裔数理逻辑学家王浩（1921-1995）似乎对华罗庚行事风格颇为不满。王浩后去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职，遇见红学家吴世昌经常谈及这一点。1962年，吴世昌携妻女归国，供职于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拜访竺可桢时聊到王浩在海外的一些状况：“王浩与吴世昌同住四年，所以深知其人，间常批评华罗庚，谓其在数学界（中国）包办一切云。”（《竺可桢日记》第十一卷1962年10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六卷第358页）1985年6月，华罗庚在日本讲学时溘然逝世，消息传来，享有“七国院士”荣衔的考古学家夏鼐在日记中写道：“华公数学天才，但热衷于名，鞠躬尽瘁，苦于奔波之劳。他的兼职头衔极多，这次讣告上只有‘数学家’是他的本行职务，其他都是社会活动所得的政治待遇。他的心脏病曾发过几次，这次最终仍以此死于异国，悲夫！”（《夏鼐日记》第九卷第475页，1985年6月14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综上所述，从陈寅恪、陈省身、王浩、夏鼐这四位不同领域名家所作的回忆及评论来看，华罗庚为人处世不免有种种特异之处，但笔者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从华罗庚逆境奋斗屡有创获与时俱进的人生历程观之，盖棺论定：其人仍不失为现代中国数学界负有国际声誉的一代豪杰。

　　竺可桢日记中这段“渠意颇不以华罗庚为然，说其过去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认其有创造力，但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记载非常重要，不仅表达了陈寅恪这位历史学家评价学界人物所一贯秉持的价值观，而且透露了陈寅恪当年与蒋介石晤面时所提的建议。

　　1940年3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同月，陈寅恪自昆明赴重庆，3月21日参加中央研究院第五届评议会，“即席申述院长人选必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选举院长必须尊重各人自由意志。二十二日晚，出席蒋介石评议员之晚宴”（卞僧慧纂：《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199页，中华书局，2010年）。后来，陈寅恪吟诗一首，题为《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好友吴宓对于此诗曾作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吴学昭著：《吴宓与陈寅恪》第10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

　　此诗第六句即是“看花愁近最高楼”，此处“最高楼”暗喻掌握最高权位的蒋介石，既然是“愁近最高楼”，故引发吴宓之评：“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珠联璧合，天衣无缝。看过这一诗一评的读者或许有理由认为，被人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的陈寅恪，大抵对于此时掌握国家最高权位的蒋介石冷漠而不屑一顾，或者出于礼节，在宴会上顶多随口敷衍几句。孰料历史的真相并不如此。君不见陈寅恪“曾建议蒋介石成立科学青年团”，推荐华罗庚“有创造力”，可发挥一技之长乎？

　　据说蒋介石曾以两个团的兵力为核心凝聚军队北伐成功，故对“团”情有独钟，推而广之，对于部队军官训练，党政人员训练，皆喜欢以“团”命名，如庐山训练团、峨眉训练团、珞伽山训练团，直至中央训练团，并以“团长”自命。意味深长的是，书生陈寅恪竟然深知这位抗战时期军事统帅蒋介石的癖好，在此建议成立的不是“青年科学研究所”，不是“青年科学研究社”，而是“科学青年团”。这个“团”字，真是神妙独到秋毫巅，深刻表明静居书房的陈寅恪对于大千世界的世态人心具有极为全面的洞察力，同时也佐证了吴宓早期对于而立之年陈寅恪的一个评价：“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44页）

　　历史上，传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向康熙皇帝建议成立科学院——笔者无意把陈寅恪建议成立“科学青年团”与此相比附，但无论如何亦可一破“看花愁近最高楼”以往诠释的“路径依赖”。事情的真相恰恰是：面对外敌入侵而民族存亡危机之时，陈寅恪借着接近“最高楼”之机会，曾热心地为国家科学发展献言献策，建议设立青年研究科学的舞台，集聚天下科技精英新锐，抱团研究，开拓进取，有所创造发明——陈寅恪虽然是越界跨行建言，但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