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拟在院中设立民族学研究所，托傅斯年出马力邀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所长一职，李氏屡辞不获，只得直言相告：“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才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是三等人才。”（马学良：《悼念我的老师李方桂先生》，载《马学良民族语言研究文集》第303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则逸闻已为学界熟知。此外，享誉国际的赵元任于1947年整装归国之际，因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来电邀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就断然决定推迟回国。这两个事例深刻表明赵元任、李方桂包括陈寅恪这一辈身居时代学术高峰的顶尖学者皆以学问为性命，视官职为赘疣，恰如庄子所言：“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庄子·逍遥游》）如今华罗庚无视苏步青在筹建数学所过程中已担任“筹备主任”之现状，竟抢先卡位，毛遂自荐当所长，且“到处演讲”、“报上作诗”，大造声势，广博名声，“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此种行事风格自当为陈寅恪之不取。

　　第二条线索是：华罗庚反对曾任中国数学会会长的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开始评选学部委员：“今日讨论学问委员人选。余报告去年四月发信征求选委员后情形，计数理化、生物地学及技〔术〕科学共发615封信，收回81%，生物地学发306，收回246。第一次选定160名，其中生物地学占53（35+18），后又交各院校、省党部等审议，又加了至220名，生物地学73名，最后又在院加了廿九名，遂达249，生物地学83名（56+27）。各科虽均以科学上的创造性成就、对于科学作推动作用和政治水准为标准，但标准仍不免有高下。”（《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3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50页）过了两天，中科院开四学部联席会议继续讨论此事，竺可桢担任执行主席：

　　首请吴正之（有训）报告数理化组讨论〔人〕委员人选和□□的全国研究计划办法。数理组昨午开会讨论，数理组原来48位委员中，主张去掉姜立夫，因为若是姜在内，则张子高亦应加入。闻华罗庚竭力反对姜之加入，动机尚是陈省身为姜之学生，而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实是极大损失。（《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3月23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51页）

　　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的理由有两点：一是1948年底赴美的陈省身（1911-）由于杰出的科研成就，被邀请在1950年召开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一小时报告，异军突起，声名大噪，成为“国际微分几何研究的领袖人物”（参见张奠宙、王善平著：《陈省身传》第111-11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陈省身是姜立夫的首位高足，但解放后他没有及时回国服务，姜立夫作为陈省身的恩师没有或者没有成功施加影响促使高足归国——这一切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大陆，不能不说是已成为一种授人以柄的理由，故华罗庚反对姜立夫入选时强调：“陈省身是姜之学生。”二是1948年12月22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数学所之第一批重要图书、仪器、设备，由李济督运，随同故宫迁运文物，由海军部派中鼎轮运往台湾，28日抵基隆”（潘光哲：《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第1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数学所（包括图书、仪器）图书迁台事宜当时由姜立夫具体负责，或许是被迫的，但毕竟姜氏是该所主持人，故华罗庚要强调：“姜把数学所书籍移台湾是极大损失。”

    世变势移，华罗庚反对原中国数学会会长姜立夫当选学部委员，在1955年是大获全胜。竺可桢在其日记中作了相关记载：

　　晨九点开十六﹝次﹞院务常委，讨论中国科学院组织形式……当场通过学部委员238人名单（参阅三月十三日和1954年8/13日日记），在最后249名中去掉姜立夫、孙承谔、崔之兰、沈克非、丁道衡、孙敬之、钟林、江泽民、马衡、杨向奎及全部教育法律项下的人，加了丁瓒、纪育沣、乐森璕等。（《竺可桢日记》第九卷，1955年4月7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四卷第60页）

　　1949年之前，姜立夫曾出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数学会会长。陈省身是他的高足，但他对自学成才的华罗庚也相当器重，“曾经多次致函中央研究院领导，推荐华罗庚的工作，并为华罗庚到前苏联访问筹措经费”（《陈省身传》第125页）——因此，当解放后华罗庚借政治上的原因排斥姜立夫入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不能不引起陈寅恪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