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3年年底，竺可桢与陈寅恪在重庆观音岩一别，“十余年未见”。这十多年间，华夏大地战火纷飞，天翻地覆。此次故人重逢，不由分外亲切，谈到年龄，乃知竺可桢、陈寅恪、姜立夫三人均生于1890年。由于竺可桢是管理科学院研究所的领导，陈寅恪坦率地谈到他对华罗庚的不满。

　　当年陈寅恪赞赏青年华罗庚，“认其有创造力”，但1957年之际，陈寅恪却“不以华罗庚为然”，原因是“其言论作风之味不佳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使得陈氏看法有了大幅度的转变？仔细阅读卷帙浩繁的《竺可桢日记》，可以发现种种原先不为外界所知的蛛丝马迹，拼凑成两条草蛇灰线似的线索，或可为陈寅恪对华罗庚由赞赏转变成反感的原因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条线索是华罗庚抢先争当数学所所长。1949年大陆解放之后，竺可桢因其学术成就和崇高威望，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一职。当时科学院领导是一正四副：郭沫若任院长，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任副院长，各人且有具体分管范围：“三点至院开临时工作会议。郭沫若报告行将出国，对于院中组织略有更换，每副院长将领导若干所，如仲揆领导地质、古生物二所，孟和领导社会、历史、考古与语言，余则领导地理、地球物理、水生、实验、植物分类、心理、生理生化。再新聘吴正之领导数学、近代物理、应用物理、有机、物化、工程、天文七个单位，以正之兼任办公厅主任。五点散。”（《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10月30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第212页）院级领导的座位既已排定，值此社会转型之际，各路学术精英就纷纷开始竞选院属研究所所长一职。据竺可桢所记：

　　与恽子强谈数学所，以华罗庚急于成立所，且自愿担任所长，步青现为筹备主任，但张宗燧、陈建功均不主张步青为所长。最初三强等对于华罗庚亦极不赞同，但近来颇渐了解，故院中近颇属意于华。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上写文，故子强意欲余示意于步青，请其自让。晚间与步青谈半小时，渠对于浙大方面担任教务事不甚痛快，又乏书籍期刊，故颇愿来，但以工资太薄为虑。在浙大支680可得280单位，又以〔家〕人多，省府另贴68单位，共得348单位。而此间所长亦只1300斤小米而已。因此怕不能维持生活云。（《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12月9日；《竺可桢全集》十二卷235页）

　　恽子强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编译局副局长，他告诉竺可桢：华罗庚急于要筹建数学研究所，并毛遂自荐要当该所所长。苏步青（1902-2003）原为数学所筹建中的筹备主任，按理来说既为筹备主任，自然是该所所长的首选人物，然而苏步青也有自己的弱项，不知什么原因，他在竞选所长的仕途中遭到了物理学家张宗遂、数学家陈建功的共同反对，说明并非是众望所归。

　　对于华罗庚急于要自揽数学所所长一职，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一开始“极不赞同”，然而华罗庚“功夫在诗外”，在竞选所长的过程当中频出奇招，“华又在到处演讲，在《人民日报》写文”。天道酬勤，经过综合考察后，中科院领导层的天平开始倾斜到华罗庚一边，院党组书记恽子强与竺可桢商谈，请竺劝苏步青自动退避三舍，成全华罗庚出任数学所所长之愿望。孰料苏步青对于中科院数学所所长一职并不十分热衷，甚至视为鸡肋，原因在于在中科院任职的薪水当时折合成实物不高，而回浙大当教授可以得到省政府的特殊津贴，故不必费心竺可桢劝退，苏步青权衡利弊之下自动打退堂鼓矣。

　　事隔一星期后，竺可桢在日记中又谈及此事：

　　中午约步青、程民德在寓中膳，并约黄宗甄与王淦昌，步青今晚回杭州。据程民德言，渠近来已升为清华教授，又谓清华对于华罗庚不甚满意，故甚欲其专任科学院事。而许宝騄、张宗燧均力促其成。正之、子强均为所动，故数学所所长遂将华莫属矣。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泼云。（《竺可桢日记》第七卷，1950年12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十二卷第239-240页）

　　原来清华大学对本校华罗庚教授有所不满，故非常希望华氏去中科院当专职所长，而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许宝騄、物理系教授张宗燧在一旁“力促其成”，以致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字正之）、党组书记恽子强深受影响，故数学所所长非华罗庚莫属矣。耐人寻味的是，竺可桢在此再次强调：“华近在报上作诗，到处演讲，颇为活跃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