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讨论天干地支的别称起源——中国传统文化常以天干地支记年，秦汉之时，对于十个天干与十二个地支却另有别称。《尔雅·释天》记载：“太岁在甲曰阏逄，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默，在癸曰昭阳，谓之岁阳。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谓之岁名。”援此而论，后世强充博雅故弄玄虚者，可以把甲子年写成“阏逄困敦”，把壬辰年名为“玄默执徐”——这样一套佶屈聱牙的暗码系统，较之明清秘密教门隐晦的江湖切口，绝不逊色。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大史家司马迁对于这套暗码系统还要升级换代，另作改动。宋人洪迈指出：“岁阳岁名之说，始于《尔雅》……自后惟太史公《历书》用之，而或有不同。如阏逄为焉逄，旃蒙为端蒙，柔兆作游兆，强圉作疆梧，著雍作徒维，屠维作祝犁，上章作商横，重光作昭阳，玄默作横艾，昭阳作尚章，此乃年祀久远，传说或讹，不必深辨。”（《容斋随笔·四笔》卷十五《岁阳岁名》）

　　这套怪异暗码的起源发明似乎已成千古之谜。当竺可桢向陈寅恪请教“《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焉□”应写作“焉逄”——笔者按）时，陈寅恪的回答是“尚无定论”。但渊博的陈寅恪向竺可桢提供了中、法、日三国学界研究这个专题的几条线索：一、法国人译《史记·天官书》时认为这套暗码源自印度、巴比伦；二、日本人新城新藏著有《东洋天文史研究》一书，认为这套暗码源自中土；三、国人梁启超、郭沫若的著作对此亦有涉及。毋庸讳言，陈寅恪提示的这几条线索对于竺可桢撰写《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具有极为宝贵的参考价值。

　　第三个问题是讨论古代历法——陈寅恪接着还谈到关于古代历法中的“三正问题”。相传夏朝以寅月（即夏历正月）为正月，商（殷）朝以丑月（即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周朝以子月（即夏历十一月）为正月。概言之，即夏建寅正，殷建丑正，周建子正。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字彦堂）撰有《殷历谱》一书，信奉夏建寅正之学说，陈寅恪认为“无根据”，而殷建丑正“在农业社会最合理”， 周建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一年之后，陈寅恪在“与董彦堂论年历谱书”中重申他本人的这个观点：“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金明馆丛稿二编》第3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946年，在重庆的竺可桢赴中央研究院，“遇汪戢哉与萨本栋。萨于昨始抵此……又谓适之患心脏病，元任拟回国，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书”（《竺可桢日记》第五卷，1946年4月17日；《竺可桢全集》第十卷第98页）。萨本栋（1902－1949）曾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此时萨本栋刚访问英、美两国归来，遇见竺可桢顺便谈起在海外的三位老朋友近况。

　　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语言组研究的赵元任（1892－1982）于抗战爆发的第二年（1938）接受美国夏威夷大学聘请，偕全家前去讲学。光阴荏苒已过去八年，日寇已经投降，国内百废待兴，萨本栋听说“元任拟回国”。然而1947年正当赵元任整装归国之际，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要求他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素来不愿搞行政的赵元任婉言谢绝此邀，就此决定推迟回国，应聘在加州大学任教，自述：“在回国的途中路过加州，结果‘路过’了三十多年。”（赵新那、黄培云著：《赵元任年谱》第294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

　　“衡恪目疾未愈，已不能看书。”此处“衡恪”，应为“寅恪”。系竺可桢笔误。大画家陈衡恪（字师曾）已于1923年逝世，而其弟陈寅恪因眼病于1945年秋受邀赴英治疾及讲学。此年10月27日，赵元任与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从纽约飞往伦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备会。赵元任“在伦敦的24天，除了参加会议还安排了参观和访友。两次看望正在英国治疗视网膜脱落的陈寅恪”（《赵元任年谱》第283页）。1946年4月，陈寅恪在英治疗无效，于是“乘轮绕道北美，再试医治。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方，遂不登岸，泊舟纽约。四月十九日午后，赵元任、杨步伟伉俪，及周一良、杨联升诸生登轮探望”（《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