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观音岩晤俞大维及陈寅恪。寅恪方自广西大学挟其夫人及三女往成都燕大。渠夫妇身体均不佳，但三女儿强健活泼。寅恪对于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因作诗嘲之曰：“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世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余询以《史记·天官书》中干支以焉□摄提格字之起源，寅恪以为尚无定论。但法国人Chauvanne译《天官书》，曾加以注释，谓系出于印度、巴比伦Sumerian之说。又谓梁任公《说文解》及郭沫若考古著作中均有提，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并有辩论。渠对于董彦堂主张夏正寅之说，以为无根据，因殷正与外国相同，在农业社会最合理。子正以冬子所在亦有理，惟寅正并无理由云云。（《竺可桢日记》第三卷，1943年12月18日；《竺可桢全集》第八卷第690-691页）

　　这一段记载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批评顾颉刚作九鼎铭——1943年2月27日，国民党新闻机构“中央社”在报上发表“铸九鼎呈献总裁”一文，大肆吹嘘：“自抗日军兴，全国军民在我总裁领导之下，经五年余之艰苦奋斗，卒于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与英美两军，签订新约，解除百年来之桎梏，恢复我自由平等之地位，完成国父之遗志，协和万邦，以进大同，实肇基于今日，较之大禹平水土开九州之功，诚无多让。”（转引自《顾颉刚日记》第五册第33-34页，1943年2月28日，台北：联经出版，2007年）其时抗战尚未取得最后胜利，仅仅因日寇偷袭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两国要借助中国抗战力量一起组成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故愿废除昔日不平等条约而签订新约——仅此而已，但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却把蒋介石签订新约之举颂扬为“大禹平水土开九州之功”，这不免令人有肉麻之感。

　　帝制推翻及民国建立已有三十多年，竟然还有人策划献九鼎、作铭词，以对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极尽谄媚之能事，这自然使得陈寅恪“惊怪不已”。

　　对于陈寅恪等人的批评嘲讽，作为铭词撰写及定稿者的顾颉刚在日记中亦作了自我辩解：“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顾颉刚日记》第五册第72页，1943年5月13日）莫非公务员就一定有义务为统治者大吹法螺乎？此话似含意气之争。清夜扪心，作为有良知的学者，顾颉刚实际上亦早已对“铭词”之作深感内疚，他在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鼎铭：（一）万邦协和，光华复旦。（二）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土我工，载欣欣舞。献兹九鼎，实于万古。

　　中国与英美之新约既成，各学校党部及工厂党部欲向蒋介石委员长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起釪所草，加以改窜，如上文。

　　此文发表后，激起许多方面的批评，使予自惭。（《顾颉刚日记》第五册第18页，1943年1月28日）

　　1936年蒋介石五十寿诞之际，指名特邀陈三立、陈衍及吴梅各作一诗，以表庆贺（见《吴梅日记》下册第795页，一九三六年九月初三日〔阴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两陈是晚清诗坛领袖，吴梅是词曲领域一代巨擘，皆声名卓著，但终究是旧派人物。况且是国民党政府中枢机构慕名主动邀请，则两陈一吴为其党魁应景作诗，敷衍一下亦未尝不可。顾颉刚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熏陶，无疑是与旧派人物迥然不同的新潮学者。顾颉刚当年协助傅斯年创办《新潮》杂志，与复古派刘师培诸人主持的《国故》相抗衡。顾颉刚自称：办《新潮》杂志的宗旨是“我们要改造社会”（《致傅斯年（二）》，载《顾颉刚书信集》卷一第180页，中华书局，2011年）。既然是以“改造社会”自命的新潮人物，岂能轻率复古循旧作鼎铭，较之守旧派走得更远？这自然引起当时许多学者的非议。以顾颉刚之聪慧，岂能不知为新古董九鼎作铭辞会受到学界清议之侧目讥嘲而承担个人名誉之风险？仔细阅读完十二卷《顾颉刚日记》之后，笔者认为：这其中有形格势禁、环环相扣的种种复杂历史原因，绝非在此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或将在一篇评述顾颉刚人生历程与平生抱负的长文中才能阐述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