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陈寅恪与钱锺书是两座风景迥异的学术高峰，两人的学术成就及影响已为学界所公认，但以笔者一家私见来看，在人文艺术领域（这里暂且把弈技按照传统观点归入“琴棋书画”一类的艺术范畴），这个世纪还出现了两位以一敌万的顶尖天才人物：一位无疑是鲁迅，另一位则是吴清源（关于吴，笔者根据掌握的一些新资料将写一篇专文）——然而这两位旷代天才皆是弱不胜衣、体重不满百磅的清癯人物。

　　严守古典传统惯于讥嘲胡适的国学大师黄侃（1886-1935）却别具眼光，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室楼梯之间偶尔邂逅青年竺可桢时，竟然青眼相加，说一声：“这小子倒还不错！”（刘季友：《黄季刚先生对革命的贡献》，载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第103页，三联书店，2006年）此话口吻语气固然不雅，但恰如鲁迅所喜欢的那副郑板桥对联所言：“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黄侃的国学素养深厚精湛，连风鉴之术也怀抱独家之秘，他仅惊鸿一瞥，便能断定眼前这个竺姓小伙子将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较之胡适的皮相之见，委实高明不可以道里计。

　　这或许还是一个道统对政统可以分庭抗礼乃至不屑一顾的年代。才大如海的黄侃面对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的张继，因一言不合当即翻脸痛斥，张乃仓皇逃去（参阅《黄侃日记》1933年10月24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笔者按：黄侃《日记》每日同时标出阴、阳历，本文所引仅出示阳历），过后还来陪酒重修旧好。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党部秘书长丁惟汾，或许他自觉才疏学浅却又要附庸风雅，于是常常向黄侃这位学界尊神送款送礼，屡邀饭局，不惜仰其鼻息殷勤示好（参阅《黄侃日记》1934年2月15日、7月4日）。原来山东军阀韩复榘拉拢山东籍大佬丁惟汾主编《山东通志》一书，丁氏盛邀黄侃大驾光临青岛一次，以便为编写此书发凡起例。孰料黄侃回信说“患痱且须理书”，并“辞不赴青岛”（参阅《黄侃日记》1934年7月9日、10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理由竟然是“患痱且须理书”，令人不禁莞尔，这大概也只有在《世说新语》中才能看到的魏晋风度了。

　　国学大师黄侃面对国民党权贵彰显如此矫矫不群之丰采，以三家村内冬烘先生目光观之，这似乎有点欠敦厚，但或许在孔子看来，这是尚未彻底礼崩乐坏而犹存一丝古风余馨的年代中权势向学问谦卑鞠躬致敬的最后一个范例。

　　学术慧命之所在，即为道统尊严之所在；文化学术慧命乃一国国脉之所系，托命之人岂可妄自菲薄哉！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曾经声称：“我之所在，即为德国。”黄侃胸中嶔崎磊落之气喷薄而出，仰天长吁化为虹，诚可与日耳曼民族这位四海云游的大文豪的精神气度遥相辉映。

　　援此而论，平生睥睨天下的黄侃对于猝然相觏的青年竺可桢独施青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殊遇。

　　大抵是感于国学大师的某种善意罢，青年科学家竺可桢与黄侃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相识而结下了不同寻常的友谊。这一年是1919年，竺、黄两位皆在该校任教（可参阅《竺可桢传》编辑组著：《竺可桢传》第333页，科学出版社，1990年；司马朝军、王文晖合撰：《黄侃年谱》第14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927年，竺可桢来到南京，出任中央大学（原名东南大学及第四中山大学）地理系主任。次年，又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1928年2月，黄侃离开东北大学，应邀到中央大学任教。两人重逢，喜爱摄影的竺可桢给黄侃送来了两张庐山风景照：“竺藕舫又送庐山摄景二纸来。”（《黄侃日记》1928年9月9日）原来此年7月，黄侃应邀赴庐山讲学。演讲完“国学研究法”之后，黄侃与汪东、竺可桢等四人结伴同游庐山美景，“南见五老峰之背，假竺君远镜窥之（予所携甚小）”（《黄侃日记》1928年7月26日）。相约同行登峰探险，共赏山林岩壑浮岚暖翠之美，足证竺、黄两人交谊不浅。

　　竺可桢自1918年归国之后，辗转赴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天津南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次年，主持中国气象学会第五届年会，当选为会长。1936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他的一生注定要与许多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和重要人士相遇、相识、相交往及相周旋。

　　佛家曾说“功不唐捐”。 竺可桢的学术文章固然令人敬佩，他在“立德”、“立功”领域留下的许多业绩——他的道德人格、嘉言懿行以及他倡导的“求是”精神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处世风范，尤其受到了浙大师生与中科院后辈发自肺腑的敬仰，以至有论者称其为“伟人”，并说“竺可桢是本世纪在中国科学家中最值得敬仰的大师，这样的伟大人物一百年中也不过七八个人”（引自《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20周年文集》第44-45页）。考虑到一个文弱书生在二十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把个体生命的才华于多个领域发挥到如此极致的境地，笔者亦高度认同这个“伟人”的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