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马齐喑的环境里，他已尽力

　　新京报：人不可能突变，尤其是有思考能力的人，你所谓的两个贺麟先生，只是为了更好理解分析，第二个贺麟与第一个贺麟之间所延续未变的是什么？

　　高全喜：置身事外去看历史，也许你会觉得很有意味。由于中国学术走向唯物主义之路，贺麟的唯心哲学自然无法发扬延续。但对于贺麟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官方承认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故而，黑格尔哲学是被允许翻译与研究的。所以第二个贺麟，就不再是那个欲会通中西发展新心学的贺麟，而是一个以学者身份进行黑格尔翻译与研究的贺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贺麟辛勤介绍德国古典哲学，无论在翻译上，还是在研究上，都达到了所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要知道，那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代环境。

　　新京报：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你所说的贺麟的这个“最高成就”包括哪些？

　　高全喜：其一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的主要名词、概念、范畴，比如有无、对立、统一、一与多、差异、扬弃，等等，都是从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哲学中提炼出来，成为大家所共享的专业术语，所以说，贺麟的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学术建设的基本工程。

　　其二是，翻译讲究信达雅，贺麟翻译的《小逻辑》，洗练、简洁，是西学翻译的经典性作品，可以说，他把之前的哲学研究，转化为翻译的痴迷，虽然他的新儒学发凡已断，他把学术之志，寄于翻译之中。就像沈从文离开小说研究服饰，吴文藻离开政治学研究红楼梦，虽是转型，用力相齐，境界同构。

　　其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贺麟通过他的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西方哲学史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后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中的重要学者，大多受惠于贺麟先生的哲学翻译与研究。

　　第二个贺麟先生，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教育者，尽管思想的锋芒消减了。

　　他非超凡脱俗，身后或许也有小辫子

　　新京报：在纪念贺麟的文章里，我们能发现大家对贺麟的印象基本都是，谦虚严谨、笃厚朴实，断非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辈，也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贺麟的一些言行就难以理解，比如公开赞同唯物论，批评唯心论，激烈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以及晚年入党，被称是“历经坎坷找到光明的归宿”。

　　高全喜：依据现今人的想法，思想高明者似乎当固守气节，以义命自持，对权力保持明确的距离。如何看待你提到的这些事呢？德国哲学家中，恩格斯就评价说，歌德与贝多芬相比，黑格尔与费希特相比，前者都有一个庸人的辫子。有个故事是，歌德与贝多芬在街上聊谈，恰巧一位王公经过，歌德主动让路，还向王公离去的背景鞠躬，贝多芬就不以为然。还有席勒，相比之与歌德，他是非常执着地批评王权专制的。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歌德就比席勒差，黑格尔要不如费希特。从某种程度上说，冯友兰的辫子就很长了，贺麟非超凡脱俗之辈，对世俗权力，他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抗拒，或许也有那么一段小辫子吧。

　　新京报：我在贺麟的《文化与人生》里读到他1946年谈论学术的文章，他认为学术必须独立，决不能成为政治的依附物，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维护学术的独立、自由与尊严，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那么，你所猜测的这种服从已然存在的政权之道，与他自己表述的学术独立之间，有何关联？

　　高全喜：你要知道，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儒家，还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家，对政权基本上都是趋于认同的。贺麟浸濡其中，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缺乏某种思想家的抗拒意识。在《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一书中，他不仅写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写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他曾在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当教导长，赞同蒋介石当时鼓吹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接见过他三次，毛泽东接见过他一次。贺先生对政权的态度是很传统的，很古典的。对此，我曾很有疑惑，后来随着岁月流逝我大体想通了，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对此可以有正反两个方面的理解。任何一个政权能够执掌天下，必然有其内在的道理，你可以不赞同其说辞，但时代精神毕竟曾经流连于此。我想贺先生认同的与其说是政权的事功，不如说是其背后的天命。

　　具体说到他对胡适思想的批判，我认为，一方面有政治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学理层面的，胡适倡导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德国哲学是存在差异的，在思想层面上存在争鸣的可能性。在为人为学上，贺麟都称得上中国传统的道德君子，宽厚温情、儒雅中庸，特殊时代加于人们的痛苦，他也都一一承受，从未转嫁于他人。至于你提到的这段话，可以理解为他对学术独立的想往，也体现了他对思想自由的认信，学术是学术的，政治是政治的。

　　新京报：50年代，贺麟曾经想帮他的老师吴宓觅得北京一个大学的教职，吴宓拒绝了。这件事情可曾触动他的某些心弦？在你与他的交往中，他是否有些许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