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在我的印象中，贺麟对于吴宓是深有感情的，当时他与我们经常谈论起吴宓，回忆起清华读书时的时光，但多是他们师生如何读书写诗，以及吴宓当年追求毛彦文的痴情，很少谈及政治立场。我想，这或许是贺先生依然知晓，1949年的建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了，共产党的革命是一场古今未有的大变化，对此，保持缄默，也许是最合宜的师教。当然，他很是怀念往事，他会时常给我们看他在哈佛期间的读书笔记，甚至他少年时写的爱情诗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他与我一同翻阅朱熹的摩崖石刻的拓本，一起欣赏朱熹那苍劲有力的书法，神情中充满了向往。

　　贺先生当时年事已高，他很少给我们按照章节讲课，更多的是带我们进入一种思想的氛围，让我们自己去感受，耳濡目染中，使我们获得做学问的底气和境界。现在来看，他基本还是一个“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书斋式学者。对社会剧变中的很多东西，并未有敏锐的认识。可以说，他从不抵抗什么，但在他的思想深处，终究还是闪现着作为哲人的那一处澄明。

　　学术思想如何赓续

　　新京报：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以文化复兴的名义编写了一套中国历代思想家，请彼时名家叙写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生平小传以及学术思想分析，书出版后，极受关注。其现代思想家一辑，最后几位，是冯友兰、东方美、唐君毅、牟宗三，而贺麟并未列入。

　　高全喜：港台学界的评议未必就深谙近现代中国思想流变的法门。贺麟早年会通中西，首创现代儒家的新心学之义理，虽然蔚然有成，但终未开出博大精深之体系。继而后半生均致力于翻译和研究黑格尔，虽然另辟蹊径，开启了新中国黑格尔哲学研究之滥觞，但毕竟西学研究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之根本。就中国思想家的视野来看，早年的贺麟新心学具有原创性，其地位远高于后来的贺麟之黑格尔研究。

　　新京报：你所说的两个贺麟先生，是就思想价值的底蕴有感而发的。如果整体观察贺麟一生的学术思想事业，值得后辈学人景仰的东西是哪些？

　　高全喜：第一，他是民国以降，中国学术界关于黑格尔翻译与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学者，时人对贺麟的认识是与黑格尔密切相关的。确实如此，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可谓现代哲学的思想启蒙，具有极大的读者群，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哲学意识。经过贺麟翻译的众多哲学术语，成为中国社会有关哲学讨论与思考的“通用粮票”。有研究者说，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中，只有《小逻辑》堪与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相媲美。

　　第二，贺麟一辈子崇尚唯心论，这一点即便在思想改造之时，也没有泯灭，他所理解的唯心论，是理想的唯心论，是关于心灵与精神的哲学。他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在斯宾诺莎的人格中，在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风范里，在中国孔孟之道的开展中，在程朱、陆王的理心之学中，在传统中国的礼教和诗教上面，发现与体认了这个理想的唯心论。所以，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新儒学，在他那里并不隔膜，而是统一的，是宇宙之大我，是精神之表现。故而，他特别欣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引用的席勒《友谊颂》的那句名诗：“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出泡沫。”

　　第三：那就是贺麟创建的新儒学，尤其是基于新心学之脉络的新儒学。关于这一点，我前面多有提及。我认为，就现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之前景来看，贺先生的思想发凡不但没有完结，而是正在孕育之中，就此来看，贺麟可谓远见卓识。

　　这个秉有三千年之历史的古老民族，其新生的标志，不是普世之制度之构建，而是融入普世价值的新理学，尤其是新心学。这一点，半个世纪之前，贺麟前后的那一辈学者就早已经揭示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