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与此不同，强调的是心学这个谱系，关注的是陆王心学一脉的思想理路，在“智的直觉”中开启天地与社会之理。其实早在抗战期间，贺麟就隐然有了一个有别于冯友兰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理念，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些思考付诸于体系性著述，毕竟，贺先生的年龄及资历，比冯友兰要晚半辈。若假以时日，贺麟是能够创造出一个中国新心学的思想流派。即便如此，贺麟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五论观念的新检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等，被学界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之作，直到今天研究现代新儒家，都绕不过去。

　　新京报：在《会通集》一书中，张书城文章有这样一段话：“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他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想建树一种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理想唯心主义。但是正当这一体系‘筹建’的高潮时刻，新中国成立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了永久性的‘未完成体’。”

　　高全喜：是的，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我们知道，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很缓慢的孕育过程，必须涵容广阔的社会内容。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虽有不同，但面临的任务却是相似的，宋明理学当时要消化的是佛学的东西，试图把孔孟直至韩愈的儒学道统与佛学结合起来，建立理学。而民国以来，中国的儒家面临的任务是消化吸收西学的东西，尤其是西方的古典哲学，借此建立自己的新儒学。

　　我们看到，冯友兰接纳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所以他构建了一个新理学，而贺麟接纳的是新黑格尔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相对而言，思想的厚度和思想的丰富性，比冯友兰所面临的要求更高。贺麟虽然没有构建出自己的体系来，但毕竟已有学术气象，初具规模。假如1949年之后社会政治比较稳定，贺麟就可以慢慢孕育生成自己的学术体系。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面临的不是继续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前行，而是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贺麟就进入到他的另一种人生，也就是我所谓的第二个贺麟。

　　历经曲折未能发力

　　新京报：好的起点未必最后能够造就辉煌的学术成就，贺麟先生其实是逃不过历史与时代对人的限制。正中黑格尔的那句格言：“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

　　高全喜：在中国思想史的脉络中谈论贺麟，我愿意用“两个贺麟先生”来概述之。当今学术界对贺麟研究不多，一般是统而观之，所谓中西汇通之总结，大多浮于表面。我所谓的两个贺麟，其分界时间即是1949年。其实，在研究梳理那一代学人的思想变迁以及精神状况时，这样的分界命题不仅可用于贺先生，亦可用于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概括而言，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抗战时期蔚然有成，孕育了强大的学术潜力，但历经曲折，道学绝绪，最终难尽全功。他们中个别人在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前一个自我，接续起彼时的原创性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但绝大多数人则是再也回不去了，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活出那个斯文扫地的苦难岁月。对于他们，我们不能仅有感慨与叹息，我觉得应该对于这批人储备待发的思想理路给予更高的关注，这是我们作为后辈学者的责任。

　　新京报：具体到贺麟先生，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更深层次的理路，是什么？

　　高全喜：作为贺麟先生的学生，想到先生一辈子的学术事业，感慨是难免的，如果没有现代中国的政治之变，他的思想成就又会是何种面貌。故而走进贺麟的学术人生，我不得不明确地意识到，这里有两个贺麟，前一个，是身处中西思想会通之际，拥有宏阔的学术视野并怀抱独创性的思想家，后一个，我们待会再述。

　　贺麟生于四川传统乡村的士绅家庭，后进入清华预备班，对儒学、西学皆很感兴趣。他与陈铨、张荫麟被视为吴宓门下三大弟子，之后留学美国，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喜欢黑格尔，喜欢斯宾诺莎，故而又去德国留学，后于抗战期间回国，服膺于抗战时期的文化建国思潮。1931年甫一回国即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德国三大哲人：歌德、黑格尔、费希特的爱国主义》（原书名叫《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贺麟对拿破仑入侵德国前后的那批哲人诗者多系同感，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努力重建德国精神，贺麟将之引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且希望抗战亦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重要的是，贺麟把民族精神追溯到了中国的宋明理学，在他的《文化与人生》、《近代唯心论简释》、《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三本书中，基本理顺并阐述了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精神，诸如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万世开太平，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礼教诗教之化育，等等，他尤其强调精神的主体性，希望抗战能把古今中国一脉相承的民族精神激发起来。他所谓的唯心主义，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唯心唯物，而是精神意志上的，是心灵信仰上的，他认为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华，也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