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物价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变动过，我永远会记得童年时期那5分钱一只的葱油饼和5分钱一块的粢饭糕。

　　旧金山的面包工厂

　　旧金山街上有香气扑鼻令人恨恨的巧克力工厂，有美国小布什和中国大姚明在门口招手的蜡像馆，有布置得像人猿泰山呆的丛林一样的休闲商品店；　有面包店，哦不，面包工厂！隔着大玻璃橱窗，游人都停下脚步，因为那里展览着各式各样动物造型的面包，乌龟、大蟹、鲤鱼，巨大的鳄鱼仿真到要嘴巴翕动起来，工作台前有几位颇有表演才能的面包师面对大街，仿佛跟着音乐的节奏，头一点一点地在用面团做大熊猫，不时抬头对你夹夹眼睛，微笑一下。于是，世界上最容易被感动的日本欧巴桑们便像看见明星一样，夸张地尖叫，拿出相机来拍照，人越来越多……
　　饥肠辘辘还能抵制热面包的人是钢铁战士，我们这些软弱的女人，眼睁睁看着这些可爱的动物面包做好后，被推进电烤炉，一格生的进，一格熟的出，然后装进从天而降的吊篮，徐徐地游走到另一处柜台。自然地你就走进店堂，排队在收款机前，互相攀比谁买得多，谁的面包审美品味独特。
　　这家面包工厂做的是所谓的酸面包，外表烤得硬壳样，内里是柔软的，带点酸味，面粉肌理粗糙，好像是混有麸皮的样子，弹性不错。旧金山渔人码头上最热卖的蛤蜊浓汤就是盛在这种料的面包碗中卖的，浑圆的碗朴实又可爱，舀完里面的汤后吃碗，非常环保。排队买面包的时候，我神情有点恍惚，仿佛来到三十年前的上海静安面包房。那时市民们刚刚接触到长、中、短法棍、小羊角那些奶味浓郁新鲜出炉的外国面包，仿佛一夜之间，时髦人的早餐革了大饼、油条、豆腐浆这老三样的命。大家追逐时尚，从四面八方赶到静安宾馆门口的面包房排队。
　　你如果仔细观察，会从排队的中、老年人服饰、举止上看出一点端倪，“阿拉是住上只角的哦”，“阿拉老底子吃惯迭种面包”，买面包弄出神抖抖归属感来，是当代青年始料未及的吧。他们不知道，面包的百花齐放也是从邓爷爷大手一挥，改革开放摸石头过河开始的。之前国产面包都不舍得放牛奶和牛油，酵母也不对，烤法也不对，面包吃口大多是粘牙的，价格比馒头贵得多，小朋友只有春游秋游可以带上面包去享受……想想看，80年代初，用外文旧报纸卷上一打玫瑰花，提一根中外合资面包房刚刚烘烤出来的法棍，上海第一代小资行走在淮海西路法国梧桐的浓荫下，美女就此一排排倒下。
　　回到旧金山。大街上，我提着融入行为艺术因子的花式面包，暗自琢磨，肚子饱得再也吃不下去了，就晚上当礼物送给借宿地的朋友吧，嘿嘿，礼轻情义重嘛。

　　烟火气

　　东京新井药师的邻居，一家小公司的社长高桥先生夫妇要请客我们夫妇吃日本烧烤，出租车开了很久到一条小河边，又走了很多路，远远地看见一家东京市内少见的破店。看样子，这家烧烤店至少开了50年，门窗桌椅历经烟熏火燎变成了核桃木的颜色，如果挑一帘青布白字幡出去，上书“酒”，活脱中国电影《新龙门客栈》的拍摄点。
　　进得门里，见客人清一色城里打扮，年轻的居多，侍者却都是乡下老太太模样，喳喳呼呼大呼小叫送酒端肉的，跌跌撞撞忙成一团。怎么请客带我们上这种地方？正纳闷着，一股浓烟滚滚而来，我忍不住咳起来，用手绢捂住鼻子，身边的高桥先生“嗬嗬嗬”笑起来，深深地呼吸一下，舒畅道：“真是好地方！”
　　盘腿坐上榻榻米，透过满屋子着了火似的烟雾，看见每个桌上的烟源就是烧烤用的炉子，炉子里装着木炭，上面搁一块铁丝网，大家都在把蘸饱了调料的牛肉、羊肉、牛舌头、排骨什么的往上面放，肉“嗤啦嗤啦”呼啸着，酒“咕咚咕咚”灌着，桌上的粗瓷杯盘“叮当”作响。高桥先生熟门熟路地点了肉菜酒，介绍说，东京已经找不到几个这样的烧烤店啦，老字号的，除了肉好吃以外，最要紧的是烟火气正宗！
　　哎？烟火气？那不是大多数烧烤店都唯恐驱之不绝，拼命用大号的排风设备驱赶的气体吗？我的一位上海朋友曾经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去吃自助烧烤的经验：进门先脱下羊毛衫、外套，放进塑料袋扎紧口，然后放开肚皮吃，就不必担心时间久了，烟火气钻进羊毛衫散发不掉。我疑惑地询问社长怎么回事儿呀。
　　“不对，不对！我们日本人吃烧烤要吃的就是烟火气，肉吃完了，身上喷香，走在路上碰到熟人，不用说话，就知道我去享受过烧烤了。”高桥先生解释道。他夫人听了，嗔笑说，你呀你，那是以前过穷日子时候的想法呀，孔桑你不要听他的，追求烟火气一说，在现在不过是怀旧而已，干净的店已经不稀奇，到处都是，而跑老远特地来享受这样的原汁原味、正宗的烧烤也是要花大价钱的哦。
　　一顿烧烤吃下来，我的眼睛几度被熏出眼泪来，脑海中几度浮现出年轻刚结婚时，住在浦东时生煤炉，怎么也点不着的窘迫情景，可能是我们与苦日子相隔得还太近的缘故，我是实在没有这样的怀旧雅兴，我宁可坐到窗明几净的烧烤店，有空调有排风扇有整洁的侍者，当然，最好也有人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