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没有想到的结果让我内疚不安，一直到今天想起来还是。为一次谈话，史铁生事先得积蓄好一阵子精力和体力。却这样白白浪费了。我试图凭记忆写下那天的谈话，写到一半就感觉不对，他的语句和想法，复述出来就走样了。
　　隔了两天，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史铁生到复旦，马原开车去接，和他一起在叶耀珍楼多功能厅与学生对谈。史铁生对学生们说：“我先申请抽一支烟，这有百害，但是有一利，就是控制紧张。王安忆邀请我，从北京来到上海，我就为今天紧张，在飞机上紧张，在地上也紧张。”他是真紧张，我看到他拿香烟的手有点抖。但说着说着就不紧张了。对谈后来以《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为题发表在《上海文学》。
　　我那天去地坛，想起史铁生在复旦说过的这几句话：“我在任何情绪下都在地坛里待过，我在地坛里待了十五年，十五年写了这一万多字。”
　　今天猝不及防的消息，让人无言以对。回想那次消失了的谈话，情境历历在目。

　　“恩”与“爱”

　　打开电视，看到一个大概很有文化的人在谈父母对子女之“恩”。我很想劝他把“恩”换成“爱”，可是没有办法，用我儿子的话说，那人在电视里面，我在电视外面，说不上话；我按了一下遥控器的开关，他又没有了。
　　“恩”与“爱”，一字之差，值得计较吗？
　　八十多年前，鲁迅就认真地计较过。
　　父母与子女之间，是没有什么“恩”的；有的，应该是“爱”。“恩”与“爱”，如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所说，不能两立。
　　“恩”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发明出来的东西，发明出这个东西，就能够把父子关系妥帖地放到整个的文化系统和社会制度里去了，三纲五常，基本的人伦规范就齐全了。有“恩”，所以就有权，孩子是我生的，孩子就为我所有；有“恩”，所以就责望报偿，天经地义。
　　“爱”是天性，“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　‘圣人之徒’作践的人，也都自然而然的能发现这一种天性。例如一个村妇哺乳婴儿的时候，决想不到自己正在施恩；一个农夫娶妻的时候，也决不以为将要放债。”
　　“恩”与“爱”的对立，背后是文化传统和人的天性的对立，“心思纯白”，那就是还没有受到文化传统的污染，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鲁迅就提出了这个概念：“白心”。有“白心”，才能发出真“爱”。
　　孔融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这对传统旧说当然是一个激烈的打击；　但同样要激烈地打击旧说，鲁迅却以为孔融的话“实于事理不合”。究其原因，是孔融的激烈中没有“爱”，鲁迅的激烈却是要为天性的“爱”争取生发和扩展的空间，所以他反驳孔融说：“父母生了子女，同时又有天性的爱，这爱又很深广很长久，不会即离。现在世界没有大同，相爱还有差等，子女对于父母，也便最爱，最关切，不会即离。”
　　“白心”、“天性”，这是比其他所有的一切都重要的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读过‘圣贤书’的人，还能将这天性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这便是中国人虽然凋落萎缩，却未灭绝的原因。”
　　对于文化传统的批判，是要把被文化传统掩埋在最底层的“白心”、“天性”发掘出来；就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而言，鲁迅说，“觉醒的人，此后应该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使他们成为独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