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了“馆藏国宝墨迹”和“历代拓本精华”两套系列丛帖。该丛帖版式精美，用纸典雅，无眩目之感。而且印刷、调色相当严谨，墨色醇厚，犹如面对原作。这有别于市上许多令人目眩神迷的胶印版本。笔者以为学书，必聚气凝神，目乱气必不定，何来凝神？因此，好帖犹如对佳人。选择好的字帖，有助于对原作精神的领悟。同时，整套丛书每一分册都非常便于翻阅，用手轻抚，即显平整，十分利于案头临习之用，对于临帖者来说是一大幸事。细细读来，这两套丛帖给笔者留下以下几点十分深刻的印象。

　　首先，“馆藏国宝墨迹”精选了历代名家墨迹。浏览“馆藏国宝墨迹”总目，我们不难发现，该系列现已出版的两辑中，以明清书家作品为主，而以明代作者居多。此或可见编者之用心：中国书法艺术肇始于先秦、两汉，发扬于晋、唐，成熟于宋以降。明代则是书法史上流派纷呈、书学思想由早期到晚期发生巨大转变的朝代。明早期书法承宋、元之余韵，守晋、唐之家法，如当时的“三宋二沈”及吴门书家；自明中叶以来，书风为之一变，许多书家不再斤斤计较于点画精到，而是注重笔墨情趣、宣泄情感，代表书家如董其昌、王铎、黄道周、张瑞图、倪元璐等。我们通常认为，一个时代的书风应该是有较大的相似性。而在一个王朝之中，书法面目多变、前后不同时期书风形成很大反差的明王朝，也许绝无仅有。编者以一个王朝的名家法帖为主，从早期到晚期，遴选了书家部分代表作品，展现了大明王朝前后不同时期书风的递变过程，这或许基于一种学术的思考吧。编者“偏师独出”的想法，于此可见一斑。此其一也。

　　其次，“馆藏国宝墨迹”汇聚了书家许多精品力作。笔者粗略过目，董其昌达九种之多，文徵明八种，王铎四种，祝允明、唐寅、王宠各二种，其余书家皆为一册。然而，仔细翻阅，又可发现编者按地域、风格、流派等进行了分类整理。如吴门书派、松江华亭书派、晚明书风一派、清代碑学派，这也有助于学习者对各个派别做深入的了解。

　　明代的书学兴起于江南，而苏州又是江南一个文化经济高度发达的中心地区，名流辈出，涌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著名者有文徵明、祝允明、王宠、唐寅、陈道复等。史称“吴门书家”。吴门书家作为一个群体，其书风有着尊重传统的特点，这些书家十分重视临摹古代名迹，个个身手了得。同时，这些书家性格鲜明，相互间书法风格各异，因此在明代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有“天下书法归吾吴”之说。

　　吴门领袖文徵明时常书写自己的诗作，从丛帖中所选的帖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多种书写面目，如《午门朝见》、《纪行诗》、《早朝诗》的秀润；《腊日赐宴诗》、《乐志诗》等大字行书的劲健；更有不多见的文氏草书《七言诗》纵逸跌宕。给世人勾勒出一个多样的文徵明。

　　唐寅书作传世不多，当今所见影印出版最多者，唯《落花诗》。而其余著名者多“藏之名山”，此次，“馆藏国宝墨迹”中刊出唐寅两大名迹：一为其中年力作《自书词》，一为其晚年妙笔《七律》。《自书词》用笔严谨，深得二王神采；而《七律》用笔则显老到，通篇纵横捭阖。

　　同为吴中名家的祝允明，其恣肆放达的草书为世人所重，丛帖选取了《岳阳楼记》和《自书诗》两帖。两者相较，《岳阳楼记》旷逸潇散，颇有些“皓月千里，浮光跃金”的感觉。《自书诗》沉雄老辣，点画狼藉，不愧人书俱老之作。

　　明代中期以后，吴门书派式微，继而近邻松江书派崛起。董其昌作为明中后期的松江华亭派主盟，他的书法不食人间烟火，为世人称道。丛帖中汇集了《濬路马湖记》、《昼锦堂记》、《秋兴赋》、《乐毅论》等美文名篇。还收入了《墨禅轩说》、《自题临古》、《闲窗画论》等书画理论及临摹的书作。值得一提的是，《墨禅轩说》、《自题临古》、《闲窗画论》皆董氏对书画的玑珠妙语，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如董其昌在《自题临古》中所说“吾松之书得在范古，而失在不能脱胎；苏人之书得在潇洒，而失在不能程古”，笔者以为这段文字表面看似在评论吴门和松江书派的得失，实则说明了临摹与创作的关系。董氏寓意于书家之间的比较，让后学者玩味其中一二，从而了悟书理。《墨禅轩说》曰“禅家亦云‘须参活句，不参死句’，书家有笔法、有墨法，惟晋唐人真迹具是三昧。其镌石锓版流传于世者，所谓死句也。学书者既从真迹得其用笔、用墨之法，然后临仿古帖即死句亦活。”这也充分体现了董氏寄禅理于书画之中的思想了。同时，我们也可从董其昌那些临作中学到他是如何临古的：有的实临、有的意临，足以供学书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