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下国家为己任使中华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

　　今天，中国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中国志士仁人都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立足于中华文明的根柢，努力“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这一认识，说实在话，连我自己也非常吃惊。因为它同自己往昔所崇信的同传统要彻底决裂这一基本观点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然而，只要认真梳理一下相关的主要历史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历史真理。
　　即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而论，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就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际理论与实际的影响下，一些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一一碰壁，因为这些方案一旦付诸实施，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中国由大乱重新走向大治，是依靠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变革和重建。
　　再以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而论，在中华传统文明中，它不仅是一种社会结构，而且是一种经济结构。近代以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以家长制为核心的封建家族宗法制度的黑暗与残酷时，连带否定了这一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巨大的社会凝聚力、平衡力和再生力，以及它在稳定和重建大一统国家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西方个人本位主义、国家本位主义及社会本位主义影响下，一些人致力于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思想意识形态上打破家庭关系，打破家族关系，打破乡里关系，打破传统的个人、家庭、乡里、国家、天下密不可分的同构关系，而代之以纯粹的契约关系、商品交易关系以及阶级关系、阶层关系、党派关系，同样，在实践中，人们也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中国传统的家国共同体有其黑暗与残酷的一面，但更有其有效化解社会冲突、凝聚全体社会成员为一体的积极功能。事实恰恰证明，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在现代国家建设、现代政党建设、现代经济建设、现代文化建设中，它也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软实力。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明几千年一直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近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时，这种民族精神被坚守，被弘扬，并获得极大提升。这是中国克服种种磨难，得以振兴的强大精神动力。
　　以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与选贤任能的国家治理路径而论，自周秦以来，如何处理好“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精英治国的关系，中华文明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相当成熟的制度，在大多数时间中，这一国家治理路径是有效的。当然，这一治国路径也有许多弊端。近代以来，这一治国路径为西方文明所坚持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的选举制等等所全面否定。然而，有识者很快就发现，自然所造就的人或自然人，原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平等只能是社会的行为，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人们起点的平等，还是过程的平等，或是结果的平等，都根源于社会。至于人与人的关系，社会成员与国家的关系，除去利益关系外，还有情感的关系，知识传授、交流与互动的关系，价值取向相同或相异的关系，等等，将这一切都归结为社会契约关系，实际上就是将这一切关系都简约化为产品交易关系。这一理论取代不了中国所固有的“民惟邦本”多层面的内涵。至于代议制民主、议员和国家领导人通过一人一票直接选举产生，一旦付诸实践，面对中国幅员如此广大、人口如此众多、族类如此复杂、各地区发展如此不平衡的实际，经由这些方式产生的治国者未必就是社会精英，清末新政以来代议制和总统选举所导致严重的政治混乱，以及所演出的各种政治闹剧，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在现时代的中国，究竟该如何做，方才能够实实在在真正做到“民惟邦本”？方才能够保证专职负责治国的精英们不脱离草根民众？中华民族复兴，很大程度上正是在这一方面，努力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