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崛起，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海内外热议的话题，有的肯定曰其有，有的否定曰其无，数以百计的各种解读令人眼花缭乱。
　　至于中国未来，悲观者预言中国危机四伏，不出三年必定崩溃，乐观者相信中国经济体不出十年即会超过美国，21世纪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世纪。直面中国堆积如山的大大小小各色各样问题，人们提出了互相矛盾的无数建议：从怀念一律公有、计划经济、吃大锅饭、所有人都只能凭票证得到有限供应的“平等”，到力主全盘私有化、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以及人人在市场交易、契约关系中的平等；从倡导新权威主义，到倡导与之截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从确保人们成为“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到努力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从法律至上、宪政至上的“公平”与“正义”，到理想至上、道德至上的“正义”与“公平”；如此等等，这些主张彼此完全抵牾，但每一主张都振振有词，似乎都真理在握。
　　我们所生活的名副其实是一个思想特别多元、主义特别活跃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就特别需要严肃而认真地研究：中华民族复兴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文明根柢，经由怎样艰难的探索和艰苦的奋斗历程，方才走到今天？中国凭借着这一文明根柢，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明天？

　　踏踏实实真正走中国自己的路

　　中华民族复兴，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相连。而所谓中国化，所谓中国特色，说到底，其实就是坚定不移地立足中国实际，立足当今世界的实际，充分利用历史给我们提供的各种资源和全部主客观条件，走中国自己的发展之路，走中华民族自己的发展之路，走中华文明自己的发展之路。
　　近代以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所面临的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空前严峻的挑战。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一次次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突然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完全缺乏心理准备的不少中国人曾一度陷入迷茫，对自己的文明不再那么充满自信，总觉得自己万事不如人。重点在找错，只想着前人究竟做错了什么，便没有精力去思考几千年来，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文明，究竟做对了什么。然而，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在奋斗中很快就开始觉悟，找错，是必须的，但只是找错，又是不行的。这些人几乎都曾非常热心地诚心地或师法过西方，或师法过苏俄，力图从他们那里寻得富国强兵的妙法良方。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成功与失败互相交错的反复实践，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别国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探索。对于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民族、巨型文明说来，尤其如此。
　　人们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只能走中国自己的路。借鉴和吸取所有外来的成功的经验，归根结底，都必须使之能和中国的根柢、中华民族的根柢、中华文明的根柢相容、相融。
　　怎样才是真正走中国自己的路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走自己的路，其实就是非常积极而自觉地“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以“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再“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但这种变更终究是有限的，因为先前各世代所遗留下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已“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非一蹴即就，在这一进程中，也曾不止一次地犯过照搬别国经验的错误，并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人们终于逐渐明白了，无论如何努力，终究避不开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几千年历史演进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的制约，客观条件如此，主观条件也不例外，因为哪怕是全新的一代，他们身上也无法做到绝不保留先前历史所遗传下来的基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今日之所以能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功，其实，就是在前辈不断努力探索努力实践的基础上，在这一个根本点上，有了更加深刻、更加全面的认识，决策与行动都更为自觉，更能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