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 
    这是亨廷顿写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的话。“9.11”事件似乎是在印证这一预见，“不幸而言中”用于这一言论是再恰当不过了，可这“不幸”太悲惨了，不知道亨廷顿先生想没想到“暴力活动”“破坏”大到这种规模。

    塞缪尔·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是他论述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重要著作，1996年出版后，曾被不少“爱国的”中国学者批判，因为书中认为伊斯兰世界和中国未来最可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生“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人们寻求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有很多关于世界未来的不同构想被提出来，亨廷顿的理论也是其中之一，他的思维框架是：“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他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亨廷顿给文明下的定义是：“文明是人类的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他还说，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各种差异中最根本性的，是不可更改，不可消除的。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主要有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以俄罗斯为核心的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认为这些文明经历了各自的发展，各文明之间的关系也经历复杂的演变。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而处于弱势的一方在战争中难以取胜，往往会用恐怖活动对抗强势一方。

    亨顿在分析20世纪各文明的发展后认为，现代化加强了各个非西方文明，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他估计，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说，在冷战后的时代，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的“断层线冲突”，二是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不同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他解释说，断层线冲突指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的冲突。他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容易发生的是断层线冲突，已经发生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波黑战争都是这类冲突。他说，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慢慢推动，需要有新的世界秩序。

    过去几十年的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第三世界的产物；现在，冷战相对简单的两极关系已为多极的、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那么，怎样建构新的世界秩序呢？亨廷顿“勾画”的是：“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是文明之秩序的源泉。”
 
    他认为中国、美国、俄罗斯等“文明的核心国家”对未来世界负有重要责任。休止断层线战争，阻止其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依靠文明核心国的利益和行动。亨廷顿还提出了在未来时代防止战争的三个规则：一、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共同调节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求同原则、即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

    描述不同的文明，分析可能的冲突，并不是要夸大各文明的不同，不是要制造冲突，而是要重建秩序，防止冲突，如亨廷顿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说：“我所期望的是，我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9.11”事件后亨廷顿接受《纽约时报》记者迈克尔·施泰因贝格尔采访时说：“乌萨马·本·拉丹显然让它（指“9.11”事件）成为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我国政府首要任务是设法阻止它成为文明的冲突。”“但美国国内一些人强烈要求打击其它恐怖组织及支持恐怖组织的国家。我觉得，那样就有可能扩大成文明的冲突。”（见10月20日《纽约时报》）

    在新的世纪，如亨廷顿先生所言：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