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能隐忍，也最好说话的，不到走投无路，决不会铤而走险的。在农民战争史成为史学研究“五朵金花”之一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见到“盗匪”滋事就捧为农民起义的偏差。但也决不应该由此走向另一极端，把那些逼上梁山的下层民众都说成是天生的流氓暴民，而对他们遭受的不平、苦难与发动的抗争与革命，全然泯灭了起码的史家良知，缺乏应有的“理解的同情”。

　　在历史研究中，固然不能把阶级分析方法奉为万应灵药，但在面对群体性事件时，完全无视参与主体的阶级构成，肯定是非历史主义的谬种。那么，金田起义与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主体参与者究竟是哪些社会阶层呢？

　　且不说金田首义的八大领袖中半数是下层知识分子（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与石达开），对这些始作俑者，近年学界颇有指责他们动机不端的说法。然而，像陈玉成与李秀成这样起自部伍的将领，也都出身最贫苦的农民阶层。李秀成自述“在家孤寒无食”，“度日不能，度月更难”，才投身太平天国的。史景迁说：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在银坑或在零星分布的煤矿里劳作，有木匠、铁匠、磨坊工人、居无定所的剃头匠和算命先生，兜售药品、盐巴、鸦片或豆腐的商贩、船民、柴夫、烧炭工人、牧人、挑夫，还有那些逐活而生的零工。（页112）

　　这一说法，既有史家简又文的实证研究为支撑，也有李秀成的口述史料做印证：“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

　　太平军由桂入湘，声威大震，关键在于贫农、矿工、船夫、会党等苦难民众赴义如云，据《李秀成自述》，他们“实因食而随”。太平军的号召力之所以剧增，固然有《奉天讨胡檄》以“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鼓动满汉冲突的因素，但当时满汉对立未臻于白热化，其排满强度远不及辛亥革命前夜来得激烈，故不宜纯粹界定为反满性质的民族革命。

　　太平天国运动最深层的社会原因，“在于民众对富豪权贵普遍抱有敌意”（《晚清史》页302），阶级的不平等已经突破社会所能容忍的张力。不胫而走的底层民谣也许最能表达广大民众的愤怒呐喊：

　　百万身家欠我钱，不穷不富任耕田。

　　无食无穿跟我去，穷饿老天保尔安。

　　社会结构的顶端是“百万身家”的少数富豪权贵，却仍贪得无厌，对穷人欠钱不还；而作为中间阶层的“不穷不富”的自耕农不再构成社会的主体；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都已沉沦到“无食无穿”的“穷饿”境地，只能祈求老天的保佑。社会不公已逾极限，作为对这种不公的自发反应，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里说，“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而腐朽的清政府除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外，已别无让社会切实回归稳定的良方妙招，导致革命的社会危机已无计化解。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有人登高一呼，鼓吹“太平一统光世界”（洪秀全诗句）的天国理想，号召“无食无穿跟我去”，对穷饿乞天的广大民众，自有极大的吸引力，而洪秀全趁势而起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纵使有论者怀疑并论证洪秀全在起事动机与鼓动手段上居心叵测，以便坐实太平天国运动不过是洪秀全（及其首义同盟者）一手促成的叛乱。但这些论者不仅过分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忘记了恩格斯关于革命的经典论断：“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毫无疑问，太平天国运动正是千千万万民众连基本生存权都不能得到起码满足的社会生态下爆发的革命，即便领袖人物的起事动机别有用心，即便这场革命后来变质，也不能否定其社会革命的基本性质。

　　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层的变动，被迫开放后，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外来新观念强烈冲击了中国既有的社会价值观念。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约有二三十万中国人皈依了基督教。洪秀全借助这一外来宗教的某些碎片，拼缀成号召民众、组织运动的旗幡，但也只限于利用而已。

　　作为出身下层的造反领袖，洪秀全的库存里并没有多少可资其有效运用的思想资源。既然旨在颠覆现存秩序，他难以从传统儒学与既有宗教中找寻思想武器，便转而借用外来的基督教。通过拜上帝会，洪秀全认上帝为爹，拉耶稣当哥，以“爷哥带朕坐天朝，信实可享福万样”，为自己打上了作为领袖的卡里斯玛光环。基督教关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教义最能够凸显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也容易煽动底层民众的内心不满，而天国理想不失为动员民众为之奋斗的彼岸灯塔。洪秀全借助基督教外衣，创立拜上帝会，无非要让天下的老百姓与自己的追随者坚信不疑：上帝已选定他来为贫苦大众建立地上的天国。直到1861年，天王洪秀全还念念不忘鼓吹：“上帝基督下凡，再建上帝殿堂在天京天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