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大的工程是不是搞得起来?”有这样疑问的同志，不是个别的。像这样大的工程投资多，时间长，见效慢，风险多。再说出版界的半吊子工程和“烂尾楼”的现象并不少见。说而不做，没有用处，只有抓几本出来才能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白先生和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们狠抓进度，和白先生来往的信件有几十封之多。记得1986年6月12日助手代白先生来信说：“先生现在正在改第四章，如前信所言，改动幅度很大，出乎先生的预料。接信后，虽病尚未痊愈但已加紧修改，因视力欠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进度，还请多见谅!他总是说‘不要使叶先生为难，我当尽力提前!’也请叶先生放心。”看信后很感动。但为了早日拿出样本，也为了取信于参加编写工作的几百位同志，我不得不催他早日交稿。在有关部门的协作下，经过全社同志的努力，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在1989年4月终于出版了。白先生拿到新书后来信说：“总算出来了，我们都很喜欢。”当第一卷的样书送到各主编手里时，大家感到出版社在真抓实干，怀疑消失了。有的分卷主编表示要调整计划，提前完稿。有的分卷统稿时，邀请编辑参加，提前介入。参加编写的同志，有的担心自己承担的任务不能按期完成而拖别人的后腿，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大大加快了整套书编写出版的步伐。

　　充分利用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提高书稿质量

　　白先生十分重视考古工作，关心出土文物。在西安开隋唐史卷编写会议期间，他常和我们谈起历史与考古的关系，强调文物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他说解放后，考古工作有许多新发现、新成果，它们改变了历史研究中的许多传统看法和观点，我们的大通史一定要注意吸收。他说文物是最过硬的历史原料，许多结论常常被它推翻。他对西安情有独钟，他说这里地上地下宝贝很多，秦砖汉瓦，俯拾即是。在此期间，陕西师大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教授和我陪他参观了乾陵。
　　当时学术界不少人士提出发掘乾陵的倡议，大家正在为此而议论纷纷。当他看到陵墓上的大石头之间用铁水浇灌加以固定时，他说这样牢固的东西是挖不开的，如果炸开，墓里的文物肯定要遭到毁灭性破坏。在参观昭陵前，西安文物管理部门的同志说昭陵早已毁坏，一片废墟，只剩下遗址。他说，我们编隋唐史，怎能不看昭陵，废墟也要看。当时秦陵的铜车马刚出土不久，修复工作还未全部完成，但在他的要求下，文物部门为他开了绿灯。大家看后，眼界大开。他说真是了不起的国宝。我说拍张照，将来作为大通史的插图。他说，好主意，但人家还未公开，不能拍。将来我们编秦汉卷还要派它的大用场。
　　编史书和考古工作紧密结合，这是白先生的一贯主张。早在他规划大通史时曾对我说，中国远古时代这段历史只有传说，缺乏文字材料，传说往往不可靠，没有文物证明不能成为信史。这一直是讲授和编写通史时绕不过的难点。这段历史将来他想请文物考古专家来写，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发挥他们的专长，文献不足征，就让文物来“说话”。后来由苏秉琦教授为主编的第二卷《远古时代》的出版，变成了现实。
　　这一卷书稿质量非常高，白先生在定稿时看了很满意。他曾在1990年12月19日给我的信中说：“通史第二卷全稿已齐。”“全稿前尚缺苏先生《导言》，约七八千字，不久可以补寄。本卷是高水平著作，我为此稿感到很高兴。”所以后来他为第二卷写的《题记》高度赞扬说：“本卷的完成，在极大程度上概括了远古时代考古学研究尤其是他们本人的研究成果，他们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地从考古学文化入手，清理了中国史前民族、文化及社会发展脉络。这在以往的通史撰述中是没有前例的。这在考古学工作上，也是一项创举。”白先生的评价很高，我觉得恰如其分。这正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之一。

　　百折不挠，迎难而上

　　大通史工程启动的时候，白先生已经七十多岁，过了古稀之年。到这个年龄段还要大展宏图的人并不多见。他把这大工程的启动，变成重新工作的开始。他认为“东隅已逝，桑榆非晚”。他在心理上好像没有一点老之已至的感觉，还像其他年轻人一样，劲头十足，迎难而上。下面举一些他给我来信中谈到的事例，可窥见一斑。
　　早在1984年10月22日我接到他来信，一看是助手的笔迹，他只是在后面签了个名，并亲笔写道：“因视力不佳，请刘雪英同志代笔。”字迹模糊，勉强能辨认。白先生的眼睛本来就高度近视，随着年岁的增加，视力越来越下降。后来又患上了白内障，虽进行了摘除手术，但视力也没有恢复多少。即使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大通史的审读工作也未停止。有时实在看不清，就由助手读稿，白先生口授，工作照样进行。有时为赶交稿时间，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有一年春节也没有很好过，他在3月22日来信说：“一直忙了廿天，弄得很累。近两天精神已恢复，照常工作了。”
　　1986年的一天白先生不慎摔了一跤，让人感到很不安。5月13日他给我的来信说：“4月20日凌晨，我摔了一跤，经过二十多天的疗养，有所好转，还没有发现后遗症。”但他没有等到完全恢复，又重新拿起了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