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教辅不仅是出版社的“命根子”,也是书店利润的主要来源。根据财务报表,2006年四川省新华书店系统书籍零售额3.5亿元,毛利1.16亿元,净利润却只有1377万元。而同期四川省新华书店实现中小学教材发行额18.2亿元,毛利7.1亿元,净利润3.5亿元。出版业上市公司中南传媒2010年报显示,公司全年销售收入47.6亿元,而其下属省新华书店全年教材教辅销售突破26亿元,教材教辅销售额占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超过50%。
一位出版界人士指出,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客观上成了教辅过多过滥的推手。大家都觉得教辅有利可图,于是一拥而上。这次总署的《通知》强调对出版资质的要求和对教辅质量的审查,有可能对教辅总量产生控制作用。
中小学教辅市场究竟有多大,现在还缺乏权威的统计数字。但出版业内人士估计规模在400亿至500亿元之间。毕竟我国在校中小学生总数超过2亿人。如此诱人的“大蛋糕”自然引来各路人马。
目前,教材的编写发行基本由国有出版社垄断,但在教辅这个细分市场里,国有出版社毫无优势可言。通过零售市场发行的中小学教辅几乎全是民营公司的产品。
依靠出色的产品质量和灵活的机制,民营教辅公司占尽优势。张泉是山东一家年策划出版教辅3000多种、销售码洋达15亿元的民营教辅公司的董事长,他介绍说,公司现有员工1000多人,其中负责产品研发的有700多人;作者是高薪从全国各地聘请的富有实际教学经验的名师、名教研员。“教辅关系学生的前程,质量不行就是丧良心。”张泉说,为了把住质量关,公司实行7审7校,工作量是一般出版社的2倍以上。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郭子仪说,目前贵大附中许多科目使用的就是一家民营出版公司编制的教辅。之所以选择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是“使用效果好,确实能起到提高应试能力的作用。”学校通过征求教师意见,认为该套教辅符合学校的要求。而且该公司为了提高教辅的使用效果,经常组织作者为教师免费培训。
无论民营还是国有,业内人士都认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民营教辅公司以低劣的教辅破坏了市场秩序,极大地影响了教辅的声誉。北师大出版社副社长马朝阳说,在黑龙江哈尔滨书市上他曾发现某民营教辅公司的产品论斤卖。“这样的公司不整治,市场就被它们搞乱了。”但他同时指出,对于那些质量较好的民营公司的教辅品牌应该保护,而不应一棍子打死,国有出版社也可以和它们合作,把它们纳入出版社的质量体系之中。师大社曾组织专家审查了民营教辅公司的几套书,发现质量很高,确实达到了国家要求的出版标准,绝不是粗制滥造的。
3.过多过滥和强制购买如何破解
市场应发挥优胜劣汰效应
当前,学生、家长和学校对于教辅反映最强烈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多过滥,二是强制购买。
一些学生和家长反映,教辅品种太多,增加了选购的难度,也给了一些质量低劣的“问题教辅”浑水摸鱼的机会。据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2006年所作的一项调查,在北京地区新华书店销售的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地理6个课目的教辅达11335种。据北京西单图书大厦统计,目前在卖的包括词典和英语四六级材料在内的教辅读物超过6万种。
张泉说,教辅品种过多有客观原因,一是以前教辅市场的门槛太低,随便什么人都能编教辅、卖教辅,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二是实行新课标以后,教材的种类比以前多,数学教材有十几种、英语教材有30多种,相应的教辅肯定也要增加。
但张泉认为,仅仅因为一些教辅存在问题就把整个民营教辅彻底否定,显然不公平。“不是国有教材社的教辅质量就一定好,民营的质量就一定不行。读者又不是傻子,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下,质量好的产品赢得读者、占领市场是必然的。”
2001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和教育部联合下发的《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办法》规定:“禁止将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编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学校订购、中小学校不得组织学生购买、发行部门不得向学校征订或随教材搭售一切形式的教辅材料。”但是,这条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在教辅发行领域,除完全市场化的零售渠道之外,还有所谓“系统征订”即通过新华书店向学校统一发行。而这一采购过程基本不透明,给了书店和学校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的巨大空间。2006年曝光的山西长治教材腐败案就是典型一例。据媒体报道,自2000年起,长治市新华书店为全市80所中学支付的教材教辅回扣款即高达240多万元。
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民营教辅公司董事长说,“我不否认有的民营公司拿钱开道,搞贿赂营销,但那是个别的,而各地的出版集团都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千方百计卖自己集团出版的教辅,它们主要就是走系统征订。”
严军说:“教辅发行混乱就混乱在系统征订。我们公司在下去调研的时候,发现有的学校订了某练习册但老师学生根本不用,因为这是上面摊派的,不得不订,学生还要自己另外再买一本较好的教辅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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