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译文的语言力求古雅，不少段落文采斐然，让人读起来神清气爽。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第二章中，桑兹谈到亚里士多德论荷马史诗中隐喻之妙，中译文如下：“西绪福斯之石又跃回谷底，何其‘残酷无情’，飞矢‘渴求’其标靶，长枪‘欲啖’敌人之血，还有‘急于杀人之矛首，刺穿英雄的胸膺。”（56页）又如第六章讲到古希腊修辞学的兴起，早期智术师高尔吉亚在雅典曾展现其驾驭语言的魔力，轰动全城。当时有史家称美高尔吉亚，“虽则雅典人逞才好辩，却惊讶于高尔吉亚的超卓之气，赞叹其对比鲜明，子句条晰，结构骈俪，词尾铿锵有声。俱爱其新巧，遂趋之如潮”（93页）。由于桑兹书中有不少逸闻掌故，穿插了一些极富文学气息的段落，这都给译者不少机会来充分展示自己的译笔。

　　在品藻人物、议论时代的地方，译文更是超乎寻常的灵动、传神。摘抄几段，比如桑兹论哲罗姆书信中爱引用维吉尔诗句，总结道：“犹大的自裁、魔鬼的奸计、蛮族的入侵、僧众的同仇、及陵墓的阴霾，所有这些蕴藉之句俱从对维吉尔的征引中获得。”（240页）又，桑兹介绍五世纪作家马提安·卡帕剌（Martianus Capella），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评论，以为其书后七卷“确有教益，又枯槁如中古塾师之荆条。前二卷的寓言迂腐得有趣，全书混杂了奇思妙想和学究冬烘气，故贴近于异教徒学术的末世之象，其时旧学统被打乱，不断以奇怪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247页）。

　　当今的学术翻译，“信”已是可遇而不可求之事，至于“达”和“雅”便更好比蓬莱、方丈这些海外仙山，杳然不知所在了。桑兹这部书本来比较枯燥，却不想在中译本中竟邂逅不少美文，不免让人喜出望外。学术翻译中不仅有胡译、蛮译，还有陋译。比如翻译古代诗歌，有时会遭遇“女士们先生们”这种无比“资产阶级”的字眼，让人深感学界中文水平的降低。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治能对原文踵事增华，在很多段落中，将桑兹并不具鲜明文体特征的英文变成半文半白、颇有古风的中文。比如下面这句，原文比较浅易，但中译为凸显此乃古人撰述，于是翻译得古意盎然。亚里士多德说，作诗需要诗人头脑聪明，或者有点癫狂才好（poetry demands either a natural quickness of parts, or a touch of madness，桑兹原文71页）。译者将此句译成：“诗艺所需要的，或是天机骏利，或是六情俱狂。”（88页）

　　桑兹的英文并不刻意追求古奥或者华丽。但是中译文有时过于注重文辞，在英文本来很平实的地方，也译出不少美文。比如，桑兹只想说悲剧中歌队的功能慢慢变得次要，但在译文中，subordinate一词译作“使歌队愈趋次属”（80页）。又如，桑兹谈到拉丁文学在史诗和戏剧方面都得益于希腊文化的影响，此种影响还延伸到史学领域（The debt of Latin literature to Greek in epic and dramatic poetry was also extended to history，原文171页）。这句本来直截了当，但在中译本中被增饰成：“拉丁文学在史诗和戏剧诗方面依赖着希腊之孳乳的风气亦蔓延至史著领域”（179页），这里的语言就让我感觉过于“民国”了一些。但是，格罗佛教授记桑兹的轶事，说他日常谈话中好用隆重的书面语，作派很有些古板、僵硬（polysyllabic stiffness）。譬如，有人问及他新书何时出版，桑兹便正色道：“出版商正望气占星，卜其诞日。”（casting the horoscope of its nativity）所以张治的译文虽有时雕饰过度，对桑兹的书面语做了不少美容，但是不是暗合桑兹的口语风格，也未可知。

　　译文追求音韵铿锵，但对原文的理解还有一些可推敲之处。比如，桑兹写道，近人所作的修辞学史，“以布莱斯教授的《阿提卡辩术》卷一为发轫之作，其后有瑞查德·耶博以皇皇大作《阿提卡演说家》扬其余波……”（92页）。如果细检原文，我们会发现，桑兹只是说布莱斯的著作详尽讨论了（fully set forth）这个题目，耶博的书篇幅虽小，却提纲携领地勾勒了（brilliantly sketched）这段历史。桑兹本要对两部书区别对待，一部是详论，一部是概览，并没有涉及谁开创了这一领域（“发轫之作”），谁又推波助澜（“扬其余波”）。

　　西方老一代学者，引用古希腊文时，或许还会附上自己的参考译文。引用拉丁文时，便旁若无人，不把它当作外语。遇上这样的情形，译者便只有自己动手，难免会有不尽准确的地方。比如在188页上，西塞罗一方面坚持并鼓吹纯正的拉丁文用字（latinitas），另一方面，在演讲时又要顺应听众的要求，迎合他们的趣味，不得不屈从于大众的语言习惯。他因此感叹道：Usum loquendi populo concessi, scientiam mihi reservavi。大意为：语言习惯，我听从众人；专门的学问，我自己保留。译者将这句翻译成“我屈从有话语择用权的民众，我保留学理上的真知”，这恐怕是将loquendi误认作修饰populo，因而未能穷尽西塞罗的意思。第198页讲到拉丁文的三种文风，ubertas和gracilitas译为“丰沛”和“纤弱”，似更符合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