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兹一书虽不像普氏那样，独尊古代的小学家、考据家，但谈论古代学术，不可能绕过古书的校勘。所以，《学术史》第一卷对古人校勘荷马史诗一事，非常关注。在翻译这部分内容时，译者偶有失检处，比如对reading一词的理解，并不总是非常准确。校勘学意义上的reading，当指编者碰到异文时，需依据内证或外证来确定此处到底应读作何字。中译本第130页上，桑兹介绍亚历山大城早期一位考辨家菲勒塔斯（Philetas of Cos），特别提到他对荷马史诗的校勘颇有贡献，因为他所考订的文句多为后来的会注本提到（“The readings which he preferred in the Homeric texts are mentioned in several of the scholia”，原文118页）。译者将此句译为“他对于荷马史诗中读来最为偏爱之处”，这样就丢失了原文校勘学的意思。

　　同样的疏忽在中译本第143页也出现。桑兹这里讨论的是亚历山大城的大儒阿里斯塔库。凡是遇到意思相反的校读，他通常依靠诗人的习惯用法来判断何者为是、何者为非。此段译文中出现的“阅读的矛盾”（conflicting readings）、“推测式解读”（conjectural readings）都不当理解为读解之“读”，而应当是“读为”或“读作”之“读”。桑兹这里谈的不是解释学问题，而是校勘学问题。这样的失误也见于第50页、139页和144页，reading一字分别被误译为“读诵”、“阐释”和“诠释”。但同样是reading这个字，在后面的译文中，有好几处正确地译为“校读”（144页，164页） ，也可见前面的误译乃一时失察所致。

　　古罗马首屈一指的大儒瓦罗，一生作书百卷，可惜基本全佚。桑兹为此感慨不已。同样，以《罗马十二帝王传》名世的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约公元69年-122年）也是著作甚丰，但长篇巨制也大都佚失。桑兹认为，这些学问淹博的大家，他们的著作不能流传，是因文辞不美，或因卷帙浩繁。反之，公元三世纪的语法学家肯瑟理努斯（Censorinus）有一部抄撮之作，基本上是对苏维托尼乌斯作品的摘抄和缩写，却因篇幅短小、文辞优美，竟得以传世。桑兹由此感叹道：“庞大的舰队早已沉没，孤帆小艇却能在时间的激流怒潮中幸免于难。”（222页）我读此节，总觉得桑兹已预先为自己这部皇皇巨著的命运而担心（他自己后来也化繁为简，推出了一卷本的《古典学术简史》）。如今，《西方古典学术史》这部大书“东渐”，其卷帙浩繁这一点不可更动。但文辞经张治的译笔，变得古雅耐读，或许能为这部《学术史》在时间的波涛中免于倾覆，又加了一重保险。在这个意义上，张治真不愧桑兹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