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活跃于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的亚历山大学派古学家，或校订荷马史诗，或注重天文、历算、舆地的考察，一向被奉为古典学术的正宗。尤其亚城最早的几位图书馆长，如芝诺多图斯（Zenodotus，约生于公元前325年）、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of Byzantium，约公元前257-前180年）以及 阿里斯塔库（Aristarchus of Samothrace，前220-前145年），更是被后人奉为真正学术研究的老祖宗。桑兹仅以简短的一章便将西方古代的许慎、贾逵、郑玄一网打尽（第八章），而普氏则对这些古学家顶礼有加，决不肯将三位巨擘供在一所小庙里。他一定要将每一位都恭恭敬敬摆放在单独的祭坛之上，故而每人均单辟一章，详加讨论。这是普氏详而桑兹略的例子。

　　普氏与桑兹的学术旨趣不同，在自己的《古典学术史》中，除了在前言中对这位前辈有所评骘，还不时在注释中与桑兹角力。他或提到桑兹（251页注2），或给桑兹纠错（249页注4指出桑兹一处笔误），或反驳桑兹的意见（如35页注3，106页注4，140页注7）。我发现全书中至少有一次，普氏动了些肝火。亚历山大城图书馆首任馆长芝诺多图斯，第一次编辑了荷马史诗的校勘本。桑兹误信其他学者，称这位芝馆长“偶尔会嵌入自家韵句以全诗义”（132页），就是说他间或将自己的诗句羼入荷马史诗正文中。普氏发现桑兹这里没有列出证据，就自己动手，追查出桑兹所依赖的著作，而且破天荒地在正文中予以点名批评，“桑兹这番惊人之语完全无据”（114页），然后又说将校书家等同于造伪家，实在是荒唐无比（farcical）。这里就是直接批评桑兹诬枉古人。

　　桑兹胪列资料力求赅备，但也极容易滑向繁冗，所以普氏批评他缺少重心也不算冤枉他。比如第十章，这样的缺点就暴露得格外明显。古罗马除了瓦罗（Varro，约公元前116-前27年）之外，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学术大家。但桑兹勉为其难，硬要将拉丁学术清理一番，结果只堆积成一部拉丁文学简史。所有的文人都平均分配到一两段简短的介绍，维吉尔分到一个自然段，贺拉斯分得六行，奥维德因其诗中广涉古代历法和神话，所以得到了十五行的嘉奖。第十五章中，桑兹将公元一世纪后期居住在罗马的希腊作家地奥尼修（Dionysius of Halicarnasus）现存的修辞学著作，撮述大意，把内容提要写满了7页（282-288页）。在291-295页，他又将托名“朗基努斯”的《论崇高》总结了一遍，这些都是桑兹书中乏味的地方。

　　中国人治西方古典学问，若真能找到治国安邦的符咒，自然好。但更切实的目标，恐怕在于集众人之力，将西方学问的祖谱翻检一遍，把西人全部家底清点一番。桑兹的《学术史》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它把西人研究自家经籍的学者、著述、门派、传承统统登记造册。借助这样一份账簿，我们便有可能将西人压箱底的宝物搜出来，见识一番，摩挲一遍。但因这部书的部分章节有类目录（catalogue），或者清单（inventory），所以分析和论断有时便不免粗疏些。但是，也正因为这部《学术史》是一份明细，所以就必然十分的完备。因此，桑兹这部大书资料方面的赅备以及百科全书式的机械，对于普氏来说是缺陷，但对于了解西方学术甚少的中国读者来说，反倒有可能“蝉蜕”为明显的优点。

　　张治的译文

　　中译本上下两册，七百多页，只翻了《学术史》的第一卷。译者要独立翻译全书，这项艰巨的译事真可称得上是“赫拉克勒斯的工作”（a Herculean task）。读者若想尝尝当译界大力神的滋味，不妨试译原书从第19页一直延伸到第20页的那条长注（见中译本43页）。桑兹在这里介绍了希腊史籍中的一段记载，说的是雅典将军索伦曾在公元前六世纪初年下令，诵诗者不得选背荷马史诗片段，而必须连续、逐章吟诵。这是一条研究荷马史诗传唱、表演，以及何时出现定本的材料。有关吟唱的形式，原文有ek hypobolēs这两个字，桑兹列出了十九世纪德国学者的四种见解，并附有拉丁文释义。比如，是接力式逐个吟唱（se invicem excipiendo），还是按照预先制定好的规矩（ex praecepto），抑或是依据权威的定本（ex exemplari praescripto），等等。这条嵌满希腊文、拉丁文、德文的注释又繁琐，又费解，算得上是检验翻译水平的试金石。

　　翻译是否认真，可以从两件小事看出。一是看译者是否肯费心加注，二是看是否能给原书细心改错。这两点中译者都做得很出色，特别是对桑兹的引文还做了很多查考。比如93页，记载列翁提尼人（Leotines）遭侵略后，遣使来雅典求援。此事见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但桑兹在注释中误引作卷三第68节，译者更正为第86节。又如第178页注1，桑兹引证了一篇论文，但刊物的期刊号和出版年写错，译者明察秋毫，也予以纠正。改正桑兹的笔误，事情虽小，却可见到译者的用心和所下的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