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三 企业文化的严重偏差
    再多拿米卢说事儿恐怕他会不高兴了，走都走了你们怎么还不依不饶啊？
    那就来说说中国人现在最想见的希丁克的故事。
    据足球专业报纸介绍，与米卢在中国与女记者的绯闻一样，刚到韩国的希丁克也被桃色新闻所困扰，一个叫埃里查裴斯的苏里南女人，一直被韩国人骂作“瘟神”和“祸水”。有一次韩国队到欧洲集训，行程结束后希丁克没有与球队一起返回韩国，而是一个人跑回了荷兰，而且一呆就是一个星期，连韩国足协也不知道他的踪影，气得韩国人肺都炸了。
　　希丁克一年半的薪水是150万美金，据称是世界第一。但2001年6月，埃及邀请赛，希丁克没有给任何球员指定任何位置，代价是三战皆墨。韩国队在5月和8月连续以0：5的比分输给法国队和捷克队后，舆论对希丁克的责难就如洪水般汹涌了。只有23%的球迷继续支持希丁克，其余人都劝他“早点滚蛋”。
    在中国人踢“快乐足球”的时候，韩国人却在主动接受足球带来的痛苦。希丁克对韩国球员说：“如果你要快乐，就去找你的情人。在我手下只有痛苦，真要说快乐，那也要用痛苦去换得！”有专家指出希丁克的体能训练计划根本不符合韩国球员的体质，甚至有可能会危及球员的身体健康。但希丁克说：“这点苦都受不了，就别踢足球！”结果，正是韩国人的体能让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付出了终身难忘的代价。
    除了在世界观上有“痛苦”和“快乐”的差别，米卢和希丁克在其它问题上的态度基本一致，就是“不管公众怎么想，我干我的。”从结果上看，两人都完成了各自承诺的任务，但最终得到的评价却大相径庭。这是什么道理？
    从制度的角度看，这很难解释。事实上，东亚地区的文化背景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在对待制度的问题上，大家都倾向于比较灵活但不够理性的人治模式。韩国足协的处事方式并未比中国足协强多少。但在同一种制度下的不同的企业文化却导致了两者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韩国人的文化中少了很多“模糊”的东西，胜者为王，败者俯首，很直截了当。这样更接近商业文化，更愿意完全没有保留地接受先进的东西，不怕被“征服”。请看韩国人当初请希丁克出马的目的，就是要这个率队5比0教训了自己的人把先进的方法和观念原封不动地灌输到韩国。一开始不成功，暴烈的韩国人立刻要赶走他，但最终，当胜果来临时，韩国人甚至想请他当总统。
    但是在中国，当初为什么如此看好米卢？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善于根据不同国情带弱旅出征的人。现在又为什么看好涅波？因为他适应了甲A，可以根据中国人的现状继续把浆糊捣下去。还记得有一阵子还吹捧过桑特拉齐吗？也是这个原因。甚至于现在青睐希丁克也无非因为他熟悉亚洲球队。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固守的观念是什么了。只能别人跟着我的调调走，不管他多先进还得承认我是正统。多少年了，只有中国文化征服别人，从没有自己改变过一点，哪怕已经落后得不像话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这种家族（乡土）企业式的文化流毒严重地阻挡了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脚步。
    足球圈里的结果当然也是一样。从一开始请米卢这样的CEO来，就是想让他动点脑筋把年度销售拉上去一些，成本控制一下，报表好看一些，仅此而已，根本不是为了要让他来彻底重组，调整产业结构的。米卢做到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你却突然要求得到连你自己都未曾想过的东西，怎么可能？
    以前看过一篇樊纲的文章，说他研究了华人圈里的企业，发现在制度上彼此很相近，人治的成分都很重，但企业文化上就明显不同。欧美一带的最具备目光长远的理性思维，虽不像老外那样事事先签合同，但细细节节的事情也要讲讲清楚；台湾香港的就模糊一点，内地的企业崇尚的就是“做了再说”。相信这不是跟温州人学的。
    什么时候，中国足球有限公司旗下的各俱乐部公司都能成为一个个真正遵守商业规则的公司，当足协以世界杯的名义让它们让路时，它们敢于像欧洲俱乐部那样地要求赔偿；什么时候，中国足球有限公司敢于请一个对中国完全陌生并且打心底里蔑视中国足球的人（比如斯科拉里）来，给他完全充分的权利，签一份5年以上厚达一尺细节齐备的合同，也许能换来投资者们日思夜想的东西。但愿这一天不用再等4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