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儿童文学出版无法回避市场

　　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儿童文学与市场还是呈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完全不能超然于市场之外了。

　　以往，作家们在创作时是不太顾及或很少顾及市场反馈的。我写我的，市场是否接受与我何干？如今，恐怕很少有作家创作时会全然不介意市场的存在了。从一吐为快到尊重读者，从无视市场到在意读者，这是市场化进程中文学发展的必然。中国的儿童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来自市场的挑战。市场制约着儿童文学出版，毫无疑问，也影响着儿童文学创作。

　　我们来看看“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的出版及其与市场的关系。“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推出，首批推出5种，至2009年，已持续出版16年，推出作品60余种。目前，仍在出版。这是中国持续出版时间最长、持续影响力最大的一套原创儿童文学丛书。

　　该丛书首批推出张之路、周锐、葛冰、李建树和庄大伟等5位作家的5部作品，体裁涉及小说和童话，首印各七千余册。丛书推出后，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张之路的《有老鼠牌铅笔吗》荣获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坦白地说，丛书首批推出后并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迟迟没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而市场经济制约下的少儿出版如果其产品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那么，再美好的文化理想和企图也是难以完整呈现的。出版是经济行为，经济行为有自己的经济运行规则；创作是精神劳作，精神劳作无须顾及经济运行规则。这也是少儿出版有效推动儿童文学创作最难把握的地方。虽然丛书获得了专家的肯定，但销售情况却不理想，叫好不叫座。

　　其实，90年代中期正是儿童文学图书出版的低谷期。当时，许多少儿社的文学编辑室纷纷撤销或合并，儿童文学图书的出版普遍呈萧条态势。无独有偶，1993年，秦文君具有幽默特质的长篇小说《男生贾里》在上海少儿社出版，印数仅两千册。这与若干年后该书风靡校园实有天壤之别。

　　好在这个时间不长。1998年，“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第二批推出。这一次，一次性推出了任溶溶、孙幼军、高洪波、张之路、梅子涵、董宏猷、韩辉光、李建树、金曾豪、杨红樱、汤素兰、任哥舒等作家的12部原创新作，体裁涉及小说、童话和诗歌。为一套并不为人看好的非主流丛书的创作聚集起了如此整齐的老中青作者出场阵容，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批书甫一面世，即好评如潮。荣获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文化部蒲公英奖金奖等。不过，与上次5本书最大的不同还在于，这12本书开始获得市场的认可。丛书首印各1万册，面市不到半年，连连重印。至2003年，单本最高印次达9次，单本最高印量达5万余册。2000年，第一批5本书重版再印，市场亦开始接纳。新版首印各八千册，两个月后即开始不断重印。这说明，在读者方面，阅读趋向的多元化已开始呈现；在出版方面，图书的市场化意义正日益凸显；在儿童文学创作方面，多样性写作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进入了常态的发展。

　　自2003年起，丛书又作了进一步拓展，变原来的“面上铺开”为“深度发掘”。这些深度发掘系列推出后，效果甚好。单本多在四五万册以上，最高的单本已愈20万册。由于建立起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丛书的发展步入了良性循环。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丛书”推出后，在中国引发了幽默儿童文学的创作潮流。如今，以“幽默”、“开心”（或相近意思）为特质的儿童文学原创图书或丛书已不计其数，数不胜数。幽默儿童文学成了出版社竞相出版的对象。而这一切在90年代初是难以想象的。

　　从这套丛书的出版及其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一些启示：一、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儿童文学出版都无法回避市场。二、儿童文学的出版者和创作者都必须共同面对来自市场的考验。三、对于创作者，市场意味着读者；对于出版者，市场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四、市场本身并不可怕，市场固然会催生一批又一批低档次的作品，但市场同样可以孕育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关键在于，是无条件地一味迎合市场，还是按照客观规律积极引导市场。五、任何脱离（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当下社会背景来谈儿童文学创作的企图和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总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离不开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出版。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出版从宏观分类上看不外乎是三大块内容，即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和大众出版。我国目前主要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少儿出版社、文艺出版社就属典型的大众出版。大众出版决定了出版社的出版物的属性，出版社的出版物主体是为大众服务的。儿童文学作为大众出版物当然具有大众属性。大众属性意味着儿童文学出版物拥有潜在的大众读者群体。这是客观事实。当然，大众属性决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作品可以粗制滥造，可以糊弄读者，可以放逐自己的艺术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