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告诉你，约翰·列侬和鲍勃?迪伦曾历经千辛万险到中国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又开了唱片公司，而且还捧红了张蔷、崔健、罗大佑和王菲的话，你一定会有一种荒诞的感觉。没错，王小峰的这本《沿着瞭望塔》就讲述了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这位“不许联想”先生，以非凡的想象力，构造了一个伟大音乐家前往东方“叙拉古”寻求“革命”理想，最终理想破灭命殒他乡的悲剧。这是一本用尽了手法和故事讲述理想的小说。

    对于小说主人公的安排，王小峰有他的一点私心。“请允许我用一个荒诞透顶的故事向我提到的这些歌星们致敬，他们在过去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约翰·列侬、鲍勃·迪伦、吉米·亨德里克斯、吉姆·莫里森、詹尼斯·乔普林、小野洋子、邓丽君、刘文正、罗大佑、侯德健、雷金、崔健、张蔷以及王菲，这些原本处于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文化，在历史上的轨迹上他们甚至毫无交集的人物，在这里却被纳入到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当中，他们闹革命，打基础，唱段子，相互碰撞，相互升华。动荡的中国提供了他们绝佳的背景，而各种人物思想上的偏执和差别，又为故事的发展和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这无疑是一本有趣的书，而且十分的耐人寻味。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了经济的“寒冬”，爆发了一系列的工人运动，左的思想重新抬头，大批的青年人走上街头，呼唤革命。他们开始狂热地迷恋“社会主义”，尤其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充满了一种不切实际，浪漫无知的幻想。

    故事就从1969年开始。约翰·列侬还不到30岁，但他已经是一个红遍整个西方社会的摇滚巨星。然而，他却对当下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他已经无法容忍自己的乐队为了取悦歌迷而唱着那些让人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歌曲。他想摆脱那些充满虚伪的赞美，远离那些物质的欲望。在一次录音的过程中，列侬与搭档麦卡特尼发生了剧烈的争执，他告诉这个搭档，他要去中国参加革命，要站在中国的街道上，跟红卫兵一起呼喊口号，这才是他的理想，而不是唱一些哄小孩子的歌曲。

    接着，列侬说服了迪伦、亨德里克斯、莫里森和乔普林与他一同前往中国。然而，这些习惯于美国工业文化的摇滚歌星答应列侬去中国，并不是赞同他的“革命”理想，有些仅仅是为了逃避一下债务。这样的队伍，注定是要经历波折的。在东京，他们遇上了日本反对美国驻军的政治示威。为此，他们不得不隐蔽在由日本左翼政党控制的千叶。后来，由于亨德里克斯的自私，他们的行踪被警察发现，他们又不得不隐蔽到有美军驻守的冲绳岛上，然而，莫里森和乔普林在此却丢了性命。此后，他们又遭遇了马来西耶与菲律宾的战争，亨德里克斯也丢了性命，列侬和迪伦则当了俘虏。5年之后，他们终于登上了前往中国的飞机，却遭遇劫机，阴错阳差地来到了台湾，而且还卷入到了一场“街头运动”，遭到警察的通缉。最为不幸地是，当他们冒着葬身海底的危险从台湾偷渡到大陆时，那个列侬一直苦苦追求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沉入到历史烟尘中，甚至是一场大错特错的政治浩劫。

    这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和“革命”者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当列侬执意穿上那套标明红卫兵身份的绿军衣和别上红袖章时，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对于理想的执着，也看到了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理想中而不顾现实是非的人的悲哀和可怜。这个梦注定是要破灭的，而且是以一种较为惨烈的教训收场。当列侬在一家饭店被店主勒索继而被暴打一顿后，他才真正明白，这身他曾经引以为荣的衣服，以及这身衣服所代表的力量，曾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带去了多么大的灾难，以至于他们对它恨之入骨。现实的真相让他慢慢明白，中国已经不是他在英国想象中的那个中国了，革命这个词，不过是他们当年在《露西带着钻石在天上飞翔》中勾画的那个童话世界中突然冒出的一个东西，那绝对是一种精神LSD作用下产生的幻觉。

    被理想抛弃后的列侬，却又掉入了现实的泥泞。在开办唱片公司的过程中，列侬已失去了理想的想象力，他对制作好的音乐失去了耐心和信心，已经完全沉浸在对利润的虚妄追求中，他变得跟他过去讨厌的唱片老板一样，每天都面对着销售统计表。在对待歌手的态度上，他与迪伦的看法开始南辕北辙，最后导致了两人的分道扬镳。这对曾在生死之中患难了10年的挚友，最后在理想破灭后，无法在现实的鸿沟中继续并肩作战。最后，故事以迪伦回国，列侬车祸身亡结束。当迪伦在纽约的街头看到《纽约时报》头版的醒目标题《约翰·列侬：在北京死于车祸》，他多么希望这只是一个梦，一个能睁开眼睛就能消失的白日梦。不过，在我看来，他们的中国之行本来就是一个注定会在醒来之后伤痛欲绝的梦。

    当然，对于现实中我们来说，这个时代赋予了每一个人白日梦的权利，这本书里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荒唐的白日梦，但是它做得人爱看，看得人过瘾。为什么，因为我们同样也在做。大的时代给予我们更多选择的权利，理想也是如此，它也会选择那些最合适的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谈理想，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