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在《侏罗纪公园》和《失落的世界》中（后来改编成同名电影而更广为人知），对于人类试图扮演上帝的角色来干预自然最后却又失控的讽喻，告诫人类，哪怕仅仅为了娱乐，滥用生物工程之类的技术也是危险的。

　　再如丹·布朗的畅销小说。除了《达·芬奇密码》，另有三部都是科幻小说——尽管他本人并未着意标榜这一点。这三部小说都明显地在反思科学技术的负面作用和影响：《数字城堡》质疑反恐监听对公众隐私的侵犯，《天使与魔鬼》探讨科学发展过快带来的危害，《骗局》涉及科学共同体为了自身利益而造假。他最新的小说《失落的秘符》，尽管在故事形式上更接近《达·芬奇密码》，但仍然延续了他一贯的反科学倾向。然而这部小说再归类于“科幻”似乎不很合适了，我认为不妨称之为“科学文化小说”。

　　为何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状态？当然不是所有这些小说家和电影人都不约而同地与科学技术有仇，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上面所说的新纲领下工作了。

　　要接受这样一个新纲领，对于中国的出版人和电影人来说，也许一时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国内有几家出版社，多年来已经出版了不少这样的图书。对于引进的非虚构类作品，比如著名的《哲人石丛书》、《第一推动丛书》等等，其中有不少品种就已经是新纲领下的作品。本土原创的科幻小说中，也已经不乏在新纲领下的佳作，比如王晋康的科幻小说《蚁生》、《十字》就是典型作品。但对于国内的科幻电影来说，旧纲领下尚且乏善可陈，新纲领下的佳作当然只能俟诸异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