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博理、许渊冲、草婴、屠岸、李士俊……也许这些名字略显陌生，但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世界名著，《论语》、《楚辞》等中国文化精华，正是通过他们的生花妙笔与中外读者见面的。今天，在国家外文局的小礼堂里，这些在翻译领域默默耕耘了一辈子的“幕后英雄”走上领奖台，领取了“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06年成立的“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是中国翻译协会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此前，只有季羡林和杨宪益获得过该奖。

　　“文学翻译也有世界观”

　　由于身体原因，沙博理和草婴没有到会领奖。颁奖仪式结束后，外文局将奖牌送到沙博理先生的家中，为他颁奖并祝贺。今年已是95岁高龄的沙老静静地说：“不要谈我的什么成绩，我只做了一点事，党和国家领导给了我很多鼓励，中外朋友给了我很多帮助，我要感谢他们。”

　　自从1947年来到中国，沙博理，这个道地的美国人就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他娶了一位中国妻子，参加过开国大典，加入了中国国籍，担任过英文版《中国文学》、《人民画报》译审，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全国政协委员。作为新中国文学向西方传播的第一批使者，他在美国相继翻译并出版了巴金的《家》、茅盾的《春蚕》以及《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史》等中国现当代小说，被誉为“洲际文化的艄公”。

　　“现在要培养中青年的翻译人才，除了要加强基本功之外，更要注意翻译的倾向。”沙老说，“做文学翻译也要有立场、有观点、有世界观，知道自己爱什么、恨什么，才能选择自己最想让外国受众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

　　草婴先生正在上海养病。他在电话里说，自己是把翻译作为一生的事业来追求的。“我不是为翻译而翻译的，从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起，我就希望把翻译作为解放思想、唤起民众的武器。文学翻译也要有理想。”从1941年起，草婴便翻译了许多反对法西斯统治的进步文章。改革开放以来，他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作品上，以一人之力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全集。草婴觉得俄罗斯文学中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永远是世界所需要的，“要带着理想去翻译。”

　　“后备人才培养必须抓紧”

　　今年，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5个名额全部空缺。对此，屠岸认为，空缺也说明我们的文学翻译确实不尽如人意。“原因很多，但后备人才短缺是个重要原因。”

　　“这些年我们在翻译后备人才的培养上进步不大，人才短缺才造成翻译质量下滑。”屠岸认为这一切源于社会上对文学翻译的短视和偏见。“人们重视创作，而轻视翻译。在学校里，翻译作品不算科研成果，不能拿着译作去申报职称。”

　　草婴和同行们为此呼吁了很久，要求提高文学翻译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但改善不大。

　　屠岸从上世纪40年代开始编选翻译《英国历代诗歌选》，但译稿出版后竟然没有稿费，只从出版社里拿到了100套书。“这不怪出版社，毕竟出版社没有义务为你赔钱。”屠岸说，“有些书，读者面很小，要出的话，就要自己掏钱。这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也没有找我要钱，我还是很感激的，否则我的心血就没有见天日的机会了。”

　　清苦、寂寞、为人做嫁衣……凡此种种都使有才华的年轻人不愿意投身于文学翻译。屠岸说：“我常常很忧虑，到底怎么办？后备人才的培养不能再等了，必须要抓紧。”

　　“现在中国每年引进的外国文学作品超过1万种，而中国的作品推广到外国去的太少了。”屠岸说，“为什么迄今为止中国作家还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翻译不行。”

　　屠岸介绍说，杨宪益和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水平极高，但即使这样一部业内公认的高水平译著，在英语世界的销量也比不过英国汉学家霍克斯译的《石头记》，就因为后者的语言更适合今天的西方读者。“所以，中译外的难度比外译中要大，需要国家组织专门人才来做这件事。”

　　“翻译不要唯西方是从”

　　“我译书是我自己想译。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九旬老人许渊冲嗓音依旧洪亮。这位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钱钟书先生，与杨振宁、吴冠中是同学的老人，在70年里翻译出版了120本书，中国的四大名剧《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由他译成英文，《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毛泽东诗词，被他以英法韵文的形式翻译到西方。“以诗译诗”的独特才华，使他成为全世界将中国诗词译成英法韵文的唯一专家。

　　在中国翻译界，许渊冲有个外号，叫“许大炮”。“我对中国文学翻译界，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满意。”他一“开炮”就停不住，“在翻译理论上，我们走的是西方路线。但是西方现有的翻译理论，在中国传统翻译理论里都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为什么要唯西方是从？”